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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政府機密觸動國安紅線 澳洲記者:不想自己成新聞


國安法生效後一個月,香港警方在8月上旬以涉嫌違反國安法拘捕《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及所屬壹傳媒兩名管理層,搜查《蘋果》期間肆意翻閱部分記者及編輯桌上文件。國安法對新聞自由打擊由擔心變得真實。

在澳洲,過去兩年,多名當地記者因為引用政府內部機密文件,記者本人及傳媒機構遭警方以國家安全理由調查及登門搜查。入行12年的政治編輯Annika Smethurst是其中之一,警方去年指控她披露政府內部機密,經近一年調查後,當局才決定不檢控。諷刺的是,當時她報道關於澳洲政府打算擴大監聽市民的權力,即將成為正式政策。

Annika平日打一個電話接觸到內閣成員和國會議員,但因為事件有戒心,大大影響了她報道國會新聞的工作。與此同時,澳洲官方資料顯示警方截聽數名記者,但無公開姓名或機構,她懷疑自己是其中一個。

澳洲同行團結批判澳洲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搜查報館和電視台,做法無異打壓新聞自由,可是國安的紅線、當地過時的法律揮之不去。Annika將會放一個長假才重回新聞崗位,她慨嘆:我成了新聞故事本身,而不是寫新聞故事的人。 

Annika Smethurst在首都堪培拉國會報道政治新聞6年多,經歷搜屋事件纏繞約一年,決定暫時休息。澳洲廣播公司截圖

2018年,新聞集團旗下《星期日電訊報》獨家報道,澳洲政府有意擴大監聽市民權力。超過十年年資的該報政治編輯Annika Smethurst還收到老同學的一個恭賀短訊,祝賀她獨家報道。澳洲政府一開始否認事件,其後改口說部分正確,似是新聞自由勝了一仗。

當時,澳洲警方因為報道內容披露內閣文件,循例「開file」調查事件。本身爆料揭發內閣文件在澳洲傳媒非常普遍,由政經政策新聞到八卦都有,調查本來例行公事,Annika當時並無放在心上。

2019年6月一日早上七點,Annika本來打算回到位於首都堪培拉的家中換套衣服和等鐘點家傭清潔,不久五名澳洲聯邦警察便衣警員手持搜查令和她當日的報道登門,要求搜查全屋。由於她剛完成跑全國大選新聞,超過一個月沒有回家,之後住在男朋友家,疑是警方跟蹤才知。

期間警員翻箱倒籠搜查了她整個寓所,內衣櫃、櫥櫃、垃圾桶、廚房、廁所,全屋所有地方都無遺留。

她憶述:「他們可能不太認識新聞,他們搜查期間在找故事板(story board),我不相信有任何記者在板上寫報道。他們還找筆記、源頭文件、聯絡方式及電話號碼,總之,任何和報道有關的物件。」

「我在新聞學院學生年代,知道記者的工作有潛在風險。但在澳洲——一個自由開放的民主社會,一般記者以為自己不會被置於這種情況。」

有兩名刑事偵查人員要求她交出電話、電腦、及平板電腦等的密碼,及取走在報道刊出前後的部分電話訊息,包括老同學的祝賀短訊。

當時澳洲警方指控她有關內閣討論擴大監聽權的報道,本身屬國家機密,認為對外披露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新聞集團的代表律師研判,如果定罪的話,單純發布國家機密可能面對2年至5年監禁。她和新聞集團隨即向法院挑戰警方搜查令,並一直上訴至最高法院,但到今年4月才在最高法院終極勝訴。諷刺的是,澳洲政府近月重提監控權力,2018年的報道只是拖延了政策落實的速度。

在被搜查後,她即時搬離原先靠近國會的寓所,同時丟走不必要的通信紀錄,及安裝Signal等裝置。「可是現實上,在這個年代無法完全匿名,就算盡力保障及加密通訊,警方仍然可以知道數碼足跡。」

不論是家人及和採訪對象透過電話溝通,她都已經假定了會被警方監聽。

Annika 2018年隨時任澳洲總理滕博爾訪問美國華盛頓。被訪者提供

首都堪培拉是澳洲的政治中心,餐廳或咖啡廳遇上國會議員、領事、倡議團體完全是記者生活一部分。這將近一年的等待,對專責報道國會政治新聞的Annika相當困難。她一開始嘗試繼續日常報道,仍然繼續出席政府記者會,跟隨總理外訪,國會內外平日熟絡的國會議員會半開玩笑說:「噢我不能和你說話,你被警察調查。」亦有執政內閣成員說,他們早知道事件且非常關注,甚至私下提醒她可能正被監聽,但她感覺與過去互信下的溝通已經不能相提並論。

我的履歷可能更強,但別人知道當局正監視我一舉一動,別人不會相信我。

這資深政治記者指出,公眾有一種假設是,我們會將所有收到的資料都向公眾披露,但事實上有是需要不作引述方式避免消息來源遭到報復。「我認為這種政策考慮的討論越來越困難,對讀者也越來越難了解新聞的背景。」

採訪困難及突然其來的公眾關注,令Annika反思記者的角色。

我經常覺得記者是維護真相,如果披露了流弊,應有一些回報,後者協助影響政策改變。我寫了一個全國性的報道,但卻被搜屋,而政策繼續推行。我有時候會想,何必呢?

她會在9月正式放長假休息,準備撰寫下一本書後,再重投新聞行業。

我感覺我需要暫時離開一下,及重新考慮我的新聞熱情——目前在國會而言有點難做到,因為我成為了故事本身,而不是寫故事的人。

除了她,同期澳洲警察也申請搜查令搜查澳洲廣播公司及記者Dan Oakes,針對是他們2017年揭發澳洲軍隊涉嫌在阿富汗犯下戰爭罪行。後者案件已交由律政部門處理,不排除會提出檢控。

Annika說,兩宗新聞機構被搜事件雖無直接妨礙記者報道國防或國家安全的題目,但她憂慮,對公營機構中的吹哨者造成寒蟬效應,令他們不敢面向公眾揭露真相。

至於國家安全的紅線,她說跟隨時任國防部長到伊拉克訪問,知道什麼是國家安全,但質疑政府過分詮釋國家安全的概念。她自己落手撰寫報道的時候,也與編輯小心處理及提除部分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內容。

政府經常都用國家安全為理由去掩蓋他們的所作所為,因為國家安全是非常容易的理由,事無大小都可以。我們一定要經常質疑這種做法是否有必要。

「例如自(2001年)9.11以來,澳洲有超過60個國家安全法例修改,差不多在西方國家中有最多。所以我們應該提出更多質疑,因為放棄越多自由,我們更有理由更多透明度。」

國會和不同政治人物甚至他們的妻子打交道,圖為Annika採訪反對黨前領袖的太太Chloe Shorten。受訪者提供

雖然在終審勝訴免受刑責,但Annika說她最大的遺憾,是法庭只是質疑警方當時的搜查令範圍太闊,並無進一步釐清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的界線。目前只能寄望國會的研訊,處理自二戰以來沒有修改的官方機密法,及加強資訊自由法等。

我從來都不想成為新聞自由的標誌(poster girl),但我沒有選擇。這一年令我繼續前進是希望推動法律改革,或者法庭可確立一個案例保障記者。法庭令人失望地沒有處理這點,當中投放的金錢和時間不能保障新聞業的後來者。

她寄語即使面對如《蘋果日報》等事件,前線記者繼續堅持報道。

記者是告知公眾他們所應要知的資訊,是民主的基石之一,而這份工作越來越危險。⋯⋯我覺得記者一般敢於挑戰權威這是一件好事,因為自由獨立的傳媒對香港及世界各地的人都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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