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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敗在誰的手?


共享經濟曾幾何時是一個令人趨之若鶩的新概念,既是經濟新動力、又是智能新世代的結晶品,更可以承擔一點社會責任去分享資源。疫情影響下,送外賣的手機app服務就不知拯救了幾多位落難的打工仔。被視為共享經濟的先行者Uber,六年前進軍香港,但一直受本港出租車制度掣肘。警方在2017年放蛇假扮乘客,28名司機被裁定「駕駛汽車以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罪成被判罰款,其中24人上訴至終審法院,日前終極敗訴。Uber雖暫時仍繼續運作, 但判決意味共乘車服務在港之路必定崎嶇難行。

諷刺的是,最初Uber是由投資推廣署協助引入,該署於2015 年更在網頁標為「成功個案」,並推介Uber手機應用程式,但警方其後放蛇打擊Uber服務,該署隨即割席,移除介紹Uber網上內容,更指Uber「涉嫌在合法範圍外經營」。早已開始習慣龍門任我擺政府,多個部門更一直拒絕與Uber會面,探討本地立法規管汽車共乘方案。政府立場經常U-turn,完全習成祖國的國技──變臉,公眾實在很難不質疑政府只是空談鼓勵創新,實際上是處處保護背後的利益者。

本港有超過一萬四千名活躍的Uber司機,以及百萬計Uber服務代步的市民,這正好反映Uber的出現,正恰好地填補了香港的士業界日漸老化、劣化所遺留下來的市場空間。根據交諮會交通投訴組資料顯示,由2014年開始,連續5年平均接獲逾一萬宗的士服務的相關投訴,單計2019年便共錄得10,318宗投訴,多年來投訴幾乎有增無減。

另邊廂,生意被搶走,本港的士業界(其實多數只是那邊擁有的士牌的人士,筆者聽說許多的士司機都想轉駕Uber)一直反對Uber落戶,並向政府及政界施加不少壓力。為了曾加競爭力,業界更曾研究推出「優質的士」,可惜一直只聞樓梯響,三年來政府拖拖拉拉,在疫情之下生意更為艱難,優質的士恐怕胎死復中。

突破目前的困局,並非沒有可行方法。Uber早年在澳洲新南威爾州也遭到的士行業強烈反對,但當地政府經研究與商討後,為汽車共乘平台建立監管框架,透過向Uber在內的點對點交通服務徵收每程1澳元(約5.69港元)「乘客服務稅」,把所得資金用於援助傳統的士行業。既然外國有成功先例,而且本地對共乘車服務有一定需求,特區政府不能再墨守成規,應主動與Uber及本港的士業界會面,共同尋找可行的共贏方案。政府若繼續對共乘車發展不聞不問,只會繼續淪為創科界的一大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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