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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歲少年SWS案及少年司法公義


【撰文:孫曉嵐】
作者為兒童權利倡議者

日前,律政司就一宗15歲少年(化名SWS)擲汽油彈案的刑罰向高等法院上訴庭申請覆核獲批(CAAR 1/2020)。上訴庭法官明言原判刑罰過輕,未能反映控罪嚴重性,會撤銷少年的感化令並改為禁閉式的判刑(custodial sentence),要求索取勞教中心、更新中心、教導所報告,押後至9月17日判刑。

下文的第一部分將簡述有關案件,律政司的覆核申請及上訴庭法官的論點反映出對兒童權利理解的不足,第二部分簡述少年司法中的刑罰原則和國際準則,藉以指出少年司法系統中判刑重點應是協助少年罪犯改過自新,強調少年司法必須從兒童福祉出發。

過去一年,警方拘捕很多未成年的青少年,目前的少年司法系統能否照顧到他們的權利讓人關注。

SWS於今年1月深夜向元朗一處無人馬路投擲汽油彈,被控縱火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SWS承認兩罪,原審裁判官水佳麗聽取被告的各類報告及求情後,決定接納感化官建議,判感化令18個月,其中9個月須住在青少年院舍。

SWS曾為其居住屋苑的村巴路線重組事宜派發宣傳單張等,關心社區,希望改過自新,日後有機會成為區議員服務社會。水佳麗認同SWS是一個滿腔熱誠深愛香港、「優秀嘅細路」並給予機會被告「好好裝備自己,在不同崗位貢獻社會」。

但律政司申請覆核指原審裁判官過於着重少年的更生機會,沒有考慮案件的潛在風險及阻嚇性作用,刑罰與控罪嚴重程度不符。上訴庭法官裁定原審法官犯原則上錯誤,判刑明顯過輕。

律政司和上訴庭法官的部分論點漠視兒童權利,就兒童的社會參與、個人才能和家庭因素作出為品格證明列出不合理和苛刻的評價和要求,以致偏離少年司法系統的原意。

當中法官彭偉昌曾對SWS的社會參與提出質疑指:「一個細路醉心政治或者社區事務,係咪就代表佢特別優秀架呢?相比起不務正業,匿埋做啲無乜意義嘅事,可能係好啲嘅」,又指可能有人會覺得是「搞政治」。根據法官以上陳辭,彷彿兒童關心社區事務或被視為「搞政治」就是一件壞事或帶貶意,事實上,政府公民教育委員會、兒童權利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每年也撥款不少予機構舉辦公民論壇、模擬議會等計劃予學生參加,那些又是否無意義的事呢?就有切身影響的議題發聲正正是兒童權利重要的一環,SWS不是為個人利益而是為整體社區謀福祉,積極參與社區,是參與權實踐的好例子。15歲的少年有此服務社群的心應予以肯定,而法官竟將此舉類比為僅比「不務正業」「好啲嘅」的行為,無視了兒童參與權和發展需要。

而律政司一方亦質疑水佳麗對於SWS「優秀」的評價,指SWS要重讀中三及與父母關係並非「好標青」,而「優秀」應形容一個沒有瑕疵的人。探討學童壓力或自殺問題時,教局往往說「求學不是求分數」、「多元出路」,希望不要以學業成績作為肯定學生發展的唯一指標。雖然政府永遠說一套做一套,但從尊重兒童權利立場上,應接納每個兒童都是獨特的存在,有其長短處,發展階段步伐可能不一致,接受的家庭或社會支援不一,需要的是社會和成人的充分支援。不是學業成績名列前茅才被視為「好」兒童,單看一紙成績單不是評定品格的足夠指標。

而家庭因素對兒童成長事固為重要,能影響兒童一生的發展,但往往不是兒童能選擇或控制的範圍。要識別和介入有需要支援的家庭政府也有其責任。增強SWS的家庭支援相信也是感化官本來會處理的康復之路一部分,但家庭問題複雜程度,並不是律政司所一言「與父母關係並非好標青」以蔽之。

而法官的評論及律政司將兒童發展和家庭支援不足等混為一談,以此為對少年犯人福祉考慮的憑據, 是加強社會對「好」兒童的片面定型,未有接納其他可行的非「禁閉式」的刑罰,也是剝削了少年盡快更生重投社會的機會。

SWS於認罪前已還押約 4 個月,及曾還押於勞教中心兩周等。在原判後,SWS已在院舍完成3個月感化, 因牽涉到另一暴動案件被拒保釋、疫情關係及宵禁令而一直被禁止離開院舍,換言之SWS實際上已受到「禁閉式」的刑罰。代表SWS的大狀指出如改判其他禁閉式刑罰則不能扣減3個月的院舍「刑期」,是對少年是「雙重受罰」。
但上訴庭最終執意禁閉式的判刑方為合適,實際形式和刑期還看9月17日的最後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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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港少年司法制度中,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為10歲,《少年犯條例》定義「兒童」為未滿14歲人士,「少年人」為年滿14歲但未滿16歲的人士。而16歲以下的少年案件一般會在少年法庭審理(除非是殺人罪行或同案有16歲或以上的成人被告)。少年法庭的設計是為了將未成年罪犯與成年罪犯分開處理,保障未成年人士的保護及支援,讓他們在特別程序和措施的司法系統中權利受到保障,如身份私隱不受披露、不設公眾旁聽、用詞考慮到兒童理解能力等等。值得留意的是,兒童權利公約中兒童的定義為18歲以下人士,在少年法庭設計上,16-17歲的人士則未受到同樣對待了。在反修例案件中,有不少案件都曾出現16歲以下人士和成人被告同案候審的情況,有大狀曾代表未成年被告提出分拆案件至少年法庭審理不果,當中處理的手法亦值得留意。不過,若有少年罪犯於成人法庭被定罪,可根據《少年犯條例》3F(1)將案件移交少年法庭判刑。

不獲保釋的未成年被告,一般有機會被判入的院舍為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俗稱「六合院」,由6間前兒童院合一,同時收容一些受保護令的有住宿/看管需要的兒童)候審,14-20歲的被告亦有機會交由懲教看管到壁屋懲教所(男)或勵敬懲教所(女)羈留。

在少年犯刑罰上的限制而言,《少年犯條例》11條列明,10至13歲的兒童都不得被判處監禁; 14至15歲的少年人,如有任何其他適當的處理或懲罰方法,亦不得被判處監禁。《刑事訴訟程序條例》109A.(1)亦指任何16歲或以上而未滿21歲人士,除非法庭認為被告所犯罪行只能以監禁作為刑罰,或沒有其他適當的刑罰,否則不得判處監禁;就決定處置方法是否適當而言,法庭須取得和考慮有關情況的資料,並須顧及在法庭席前的任何關於該人的品格與其健康及精神狀況的資料。有些例外罪行,如誤殺、搶劫、猥褻侵犯或公安條例下,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的罪行除外。
對少年罪犯的刑罰一般有幾種,常見的不留案底的警司警誡;感化令接受社署監管(1至3年)或入住感化院(10-15歲男:1年至3年);禁閉式刑罰,如判入更生中心(14-24歲)、勞改中心(只限男性;14-20歲:1-6個月/21-24歲:3-12個月)或教導所(14-20歲:6個月-3年)等,嚴重罪行亦有機會判監。各種更生計劃執行上的弊端,請看一下《同囚》和關注囚權的組織的詳述。

國際間對少年司法有一定標準規則。香港作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政府,有必要跟從相關原則。
《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1)規定:「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Best interest of child)為一種首要考慮」第37條(b) 「對兒童的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合法律規定並僅應作為最後手段,期限應為最短的適當時間; (c) 所有被剝奪自由的兒童應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格固有尊嚴應受尊重,並應考慮到他們這個年齡的人的需要的方式加以對待。」這說明了兒童司法的指導原則應為兒童之最佳利益和與年齡/成熟程度的需要相稱的對待。

而《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 》(北京規則) 第17項(1)有關審判和處理的指導原則也確立了以上標準-

( a ) 採取的反應不僅應當與犯罪的情況和嚴重性相稱 , 而且應當與少年的情況和需要以及社會 的需要相稱 ;

( b ) 只有經過認真考慮之後才能對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並應盡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 ;

( c ) 除非判決少年犯有涉及對他人行使暴力的嚴重行為, 或屢犯其他嚴重罪行, 並且不能對其採取其他合適的對策,否則不得剝奪其人身自由;

( d ) 在考慮少年的案件時,應把其福祉看作主導因素 。

第19項規則進一步強調應「盡量少用監禁」,監禁是「萬不得已」(last resort)的處理辦法,其期限應是盡可能最短的必要時間。 因監禁會帶來許多消極影響,少年尤其易受到消極影響的侵襲,正處於早期發育成長階段的他們,失去自由及與正常的社會環境隔絕所產生的影響較成人更為嚴重 。

實際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張慧玲亦曾接納北京規則第17條的原則而撤銷一名13歲被控襲警的未成年人士的更新中心命令,改判處非禁閉式的判刑。(HCMA 496/2015 )

可見,少年司法的判刑重點一直是如何協助少年罪犯改過自新,因此法官有較大的酌情權去決定最適當的刑罰方法。政府曾向聯合國指出「法庭對青少年作出判刑時的基本原則,通常是考慮保障青少年的福利和發展前途,多於維持賞罰分明和公正制裁等成人判刑因素」。但實際運作上,少年人的福祉卻未有受充分考慮,香港政府在官方報告上對兒童權利作出的保障淪為空頭支票。
反修例運動中不乏兒童和青年的參與,截至今年5月底,逾1,600未成年人士被捕,當中280人已被起訴。在政治氣氛緊張、濫捕濫告情況下,少年司法系統面臨著極大壓力,但兒童的權利和福祉絕沒有妥協的空間。希望各方努力頂住,在各崗位都持續關注、爭取應有權利,也衷心祈求各位香港優秀嘅細路平安。

作者按:由於未有完整法庭記錄,以上法庭審判內容從立場、蘋果、明報、頭條等報道整合,未必準確。

編按:本文原刊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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