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廣播公司駐華記者比特爾（Bill Birtles）被中國國安人員深夜找上門，之後藏身澳洲駐華使館，後經外交斡旋獲得放行，目前已經返回澳洲。澳洲廣播公司網頁上載一篇由比特爾撰寫的事件憶述，從在家執拾行李到深夜之際，國安人員到住處找他說起。這篇第一身的事件記錄題為 〈當中國國安警察敲澳洲廣播公司記者比特爾的大門時，他知道自己在中國不再安全〉 （When Chinese State Security police knocked on ABC journalist Bill Birtles' door, he realised he was no longer safe in China）：
那是周三晚上，我開始感到緊張。非常緊張。
我臨急臨忙告別，十幾個朋友擠在我北京的公寓，幫忙執拾我在中國首都五年來積聚的東西。但是，愈來愈近午夜，我覺得，一邊招呼朋友一邊收拾行囊，可說是難倒了我。
行李篋依然空空如也。
澳洲廣播公司按照澳洲大使館的建議，安排我坐清早航班飛離北京首都機場。
我不想走。儘管最近新聞令人感到寒意，中國國營媒體工作的澳洲籍主持成蕾因為一宗神秘的國安案件被拘留，然而我仍覺得安全，而且一切似乎正常。
我懷疑，要我離開的建議是出於過度審慎。不過，到了午夜時，敲門聲響起。
我打開了門，看見兩名穿著標準制服的警察。起初，我想他們可能因為接到噪音投訴而來到。
之後，我探頭出外，看見他們身後，另有五個穿便衣的人。
我想，「噢，憂慮是真的」。
這甚是一個大場面：我的朋友們一直「幫忙」把我的酒暢飲而盡，所有人都聚在門口，告訴警察不要帶我走。很快，大家就清楚他們的來意不是帶我走。
警察是向我展示他們的國安部徽章，告訴我「被涉」一宗案件，並且通知我已被禁出境。
他們還說，除此之外，我有其他「行動自由」，他們第二天下午會打電話給我約談。之後他們走了。
這是前所未有的。我從未聽說過有外國記者像這樣捲入國安案件。
但是，這次敲門帶出的問題比答案多。如果只是帶來一個訊息，為甚麼要在深夜出動七個人？
為甚麼要等到第二天下午才談話？為甚麼他們不要求約在早上會見？
現在，至少執拾行李可以等一下。到了翌日上午，我前往澳洲駐北京大使館，就這一切尋求意見。
我的朋友、在上海的《澳洲金融評論》史密斯（Mike Smith），也有同樣的深夜登門造訪——這顯然中國國安部精心組織和計劃的。
整個情況很模糊隱晦。但令我驚訝的是，大使館建議我留在館內，並且在他們來電時拒絕問答，理由是對我的安全欠保障。
我照着做，電話另一端的人似乎早已料到，彷彿他們照着劇本唸一樣。
隨着高層談判展開，我突然發現自己在北京藏身在澳洲的安全泡沫。我可以對五年來稱之為家的北京有所見聞，但是我不准出去冒險。
一日復一日，談判反來覆去，我花了很多時間在思考自己怎麼變成4D象棋遊戲的小卒。
有一陣子，我到「澳洲酒店」看來不會是短暫的逗留，於是我安排朋友從我的公寓帶來衣服和日用品。
但直至周末，中國要求向我問話仍是關鍵所在。結果，重點轉移到怎樣確保我前往會見他們時的安全。
記者都很知道，中國國安警察做事有樣式。
秘密拘留、無法與律師接觸、模糊冗長的法律程序，都是近年多宗涉及外國人的國安案件的模式。
我絕不想被迫簽署任何虛假的或拿來誣捏他人的東西。
有人告訴我，沒有百分百的法子保證會見不會成為拘留我的計謀。
但是，一些有跟中國打交道經驗、頭腦最敏銳的澳洲人覺得，北京至少在安排談話時表現有誠意。
有人說，這要我自己決定。但說不準的是，假如兩個城市發生外交爭端的消息漏走，中國立場會怎麼改變。
多少出於記者的好奇心，但我也認為，如果他們真的想外交緊張形勢升級及拘留一名澳洲傳媒記者，那麼他們在我家門前那晚就做了。
因此，我同意了。顯然，無論如何，我不會重回在北京的正常生活。
第二天直至下午稍後才有新消息——中方顯然不著急。
最終，他們安排晚上在三里屯一間中檔酒店問話，這是一個離我公寓不遠的喧囂的夜生活區。
我不是一個人前往——那早已安排了，但警察不許和我來的人走出酒店大堂。
當我抵達時，我被帶到22樓，有幾個男子指我去一個房間。
房間內有三名警察、一名翻譯，還有一台對準我要坐上的沙發的錄像機。
若非這樣，這看來是一間普通的酒店房間，迷你吧還放着一瓶酒和餅乾。
長官是那名午夜敲我門的年長警察，他用濃厚的北京口音告訴我，我們要「進行討論」。
問話從基本開始——我的名字，我的工作，之後問到我在中國工作了多久。
當他問我的報道是否與中國有關時，我覺得有點可笑。我告訴他全都與中國有關，他要求我列舉一些更「重要的題目」。
然後，他問我是否報道香港國安法，以及我通過甚麼「渠道」獲取消息。
但這都是很粗淺的，沒有真正盡力深究和找出我的消息來源。
然後，問話回到我據指涉及的案件——對成蕾女士的國家安全調查。
我認識她，但不熟。關於她，我當然不會是被查問的第一人。
我向問話人員說討論與澳中關係有關，有人問我對當前關係的看法。
隨着問話快將結束，我覺得越來越放鬆。
那名北京的老警察似乎享受反駁我對審訊背後的政治的質疑，並教訓我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
當他的同事鍵入問話記錄時，他甚至開了一些玩笑。
記錄交給我，寫的全是中文，我認真審核，確保我不會簽署弄錯我的話的東西。
記錄對我們的討論陳述準確，雖然有點精簡，我必須簽字。我要求一份副本，他們以法律理由拒絕。
我回到酒店大堂，之後被帶回使館，感覺相對安全但平淡。
儘管最後一刻出境禁令未除，但經過討論後，我仍然有信心第二天可按照被承諾的離開中國。
我在上海過境，並與史密斯會合，在客運大樓享用最後一餐，之後展開回家的長途旅程。
我為澳洲廣播公司在北京採訪了五年，自己在北京合共七年，我對這樣的結果只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傷。
悲傷，是因為這麼快就要跟分社出色的同事告別，他們經常忍受艱苦的條件，即使身陷險境也沒有他國可去。
悲傷，是因為成了更大的外交搏鬥的卒子，以至匆匆撤離。
但我並不孤單。今年早些時候，兩名最優秀的駐華澳洲籍記者——《紐約時報》的儲百亮（Chris Buckley）和《華爾街日報》的溫友正（Phillip Wen）都被迫離開，還有他們的許多美國同事。
由於關係惡化，中國官方媒體的記者也被迫離開美國。
我的離開只是大勢所趨，這是隨北京追求只有共產黨的說法而加速趨勢。
這種追求，將讓澳洲人、中國人和更廣闊的世界彼此之間知道得更少，了解得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