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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人——戴耀廷


大學開學前數日,戴耀廷在港大法律學院鄭裕彤樓辦公室已收拾好,只剩下2014年佔中商討日的海報、全國港澳研究會在2014年邀請他出席講座感謝狀,還有一大堆中國大陸法工具書和憲政書籍。

「這些是歷史文獻了。」戴耀廷笑著指著辦公室內的三個大書櫃。他繼續研究的香港法治、憲法、憲法與宗教書籍已搬走,中國憲政書目中有清華王振民(曾任中聯辦法律部部長)、北大張千帆等,都要「斷捨離」。「中國法律未來數年改變會很大,我又不是做歷史研究,這些都未必用得著。」

港大因為佔中案定罪解僱他,對戴耀廷而言是意料之中,都盡付笑談中,懸念只是上訴結果。他早已經放眼更遠,為香港民主來到的一日播種。

記者在戴耀廷的書架中,翻出一個母校港大標誌的本部大樓模型,但他自言對學校感情未深到這個地步,無意帶走。周滿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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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

戴耀廷原先志向是做大律師,1987年在港大法律系PCLL畢業時父親剛好退休,權衡興趣和實際經濟下,推卻某「大firm」的事務律師聘書,先選擇在城市理工學院(現城市大學)做兩年助理講師。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碩士後,他已拜其他大律師為師傅,老師陳弘毅來問他有沒有興趣回港大任教,這就回到母校任教將近30年。

他一生與憲法結下不解緣,大學一年級時憲法科卻只得C。燃起他對憲法及中港學制興趣的,是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學界代表,及受兩名老師陳弘毅、陳文敏影響。

「當時做學界諮委,做研究、投稿《明報》的,其實就是我的功課來的。」戴耀廷憶述。

他形容,陳文敏和陳弘毅是香港土生土長法律教育的先行者,跟著他們的步伐,又走出不同的路。

「陳文敏教我人權法的。我人權法的憲政觀念,受他影響更多,甚至教學的熱誠都來自他。」

「陳弘毅我政治觀點上跟他不同。個人來說,他是一個好好先生,也很照顧後輩的前輩。他也是很知道我在做什麼,雖然未必同意及完全明白,但都會appreciate的。……長遠的目標都是憲政,但中間怎樣走過去,在一個現實政治處境中,他的判斷不同。」

他的研究方向卻接近陳弘毅,多跨學科及關注中國憲政發展,但內涵卻是陳文敏。

相對研究,戴耀廷更喜歡教學。他笑言,因為有陳弘毅等研究在前,「佢都寫晒,我仲有咩好寫?」

憲法學在法律系是必修課,戴耀廷形容過去對大部分學生而言,是比較「雞肋」的科目。「大部分法學生都是同香港當時一代人一樣,都是很實用、講實用價值,不似commercial law(商事法)之類。」戴耀廷說。

港大法律學院的辦公室走廊,擺放了多個畢業班的照片。圖為戴耀廷(前排右二)與老師陳文敏、同學兼同事張達明的合照。資料圖片

「我開始教cons law(憲法)、92、93年左右,還有四年就回歸。主權移交了,讀英國colonial的constitution做什麼鬼?但Basic Law(基本法)又未開始,剛頒布兩年多,無案例,得條文。過渡時期唔知點好,當時差不多我一個人教晒憲法,就要用方法keep到學生興趣。」

香港在主權移交早期,憲制爭議案例講來講去只是199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居港權首次釋法。他在法律系甚至港大較早推行互動教學法,著重刺激學生思考,而非單向灌輸答案,為他贏得教學獎。

當時的戴耀廷專注教學、教會和家庭,原本的計劃是等子女大學畢業之後,就到外國大學交流,或者到其他地區短期宣教。法律界99年發起黑衣靜默遊行,抗議影響香港司法獨立,他當時缺席。

「因為不視自己為一個律師,不是很感覺自己是律師,當自己是一個pastor(牧師)多過一個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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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教授聯署

戴耀廷2013年1月在《信報》寫下 〈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其後舉辦商討日及學術論壇,收集學界及坊間的政改方案。過程雖有爭議,但一直不影響教學,反而聯繫了社會運動和他的研究。

「當時大家的假設是在大學崗位中,交足大學需要的教學、文、研究,,交給你的學生處理到,沒有人理其他事,totally up to you。」戴耀廷說。

其後建制派動員投訴接踵而至,變相引發2015年陳文敏與港大副校長擦身而過。港大校委會一連串風波,以戴耀廷在2020年被解僱告終。在2019年判刑前夕,《信報》編輯電郵通知他「不適合再有專欄」。

戴耀廷的辦公室,旁邊是中國憲制及法律書籍。周滿鏗攝

處於風眼之中,戴耀廷說相信過去數年,法律學院和港大管理層都承受了很多壓力,但對被解僱的結果毫不意外。

「由陳文敏事件,當時校委會組成轉變,李國章做校委會主席,大家都知道什麼事,可以預見到是這樣。所以在紀律研訊的strategy,是(爭取)等到司法程序完結再啟動大學程序。」

港大校委會早前開會承諾,戴耀廷如果在司法程序中上訴得直,將會再次覆核他的個案。諷刺的是,戴耀廷的老師Jill Spruce因在外工作被炒,與港大對薄公堂後勝訴,這個案例戴耀廷教書都有教,案例顯示,即使教師整個訴訟得直,大學都不一定要再次聘請他。

「案例就是大學不再信任你,給remedy都無意思,所以贏了官司、(港大)council不應該炒他,但不可以reinstate(教席)。這個案例我教了這麼多年,我好清楚JR贏了之後、根本不應該炒,但最後成功上訴,是否就reinstate我?如果不一定reinstate我,又如何呢?到時候會唔會畀返啲糧給我?」

有別於陳文敏事件,當時法律學院以學院發聲明,多名資深教職員齊齊接受傳媒訪問力挺陳文敏,促請港大校委會尊重聘任程序,多個教職員也曾經參與校內的靜默遊行。

戴耀廷在港大求學,也任教超過三十載。離開之時,僅得少數同事和學生公開聲援。資料圖片

反觀在戴耀廷解僱後,學術自由學者聯盟發起聯署中,只有兩名教職員具名聯署,僅有少數同事為戴耀廷公開抱不平。

戴耀廷吸了一口氣說:「15年的時候政治環境,相對現在是寬鬆很多,佔中後仍然是相當寬鬆。現在——如果用我的說法,是一個威權社會中,在一個威權社會中,大家要考慮的自然多很多。」

「在這個威權時代下,我好體諒明白,為什麼取態會這樣。這對我來說不是一個issue。在威權社會裡面,應對威權可以有很多方法,直接confront有時候未必是最好的方法。」

部分同事說覺得難過,但戴耀廷說無謂拖累同事,留得青山在更好。「我是個極度敏感人物來的,接近都有事,大家留有用之身在一些戰略位置好過⋯如果要(聯署)簽名,之前成過千個給校委會,有用嗎?無用嘛,既然無用的,算啦,唔緊要。」

「參加我patreon 仲好啦,哈哈哈哈。」戴耀廷一臉輕鬆地說著他開的網上教學兼籌款平台,開設一個月不到,籌得款項超過他一個月薪水。

戴耀廷——香港法治重生計劃@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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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憲政.未來

佔中三子的陳健民在中大最後一課,回顧佔中及教學過程,在判刑前辭去教席,然後入獄。戴耀廷的最後一課低調得多,他在2018年底教授最後一課憲法學,題目是「香港憲制的未來」。

「(最後一課)都是講香港《基本法》實施的各種問題,想有什麼方向改動,可以令它更加理想。都是拋問題的。我記得好似同學生講,who can decide the future?You! 」

在掌聲中,戴耀廷與學生合照,其後展開漫長假期面對司法程序及其後的牢獄之災。至於當日的問題,今日還沒有答案。

戴耀廷教憲制,也關心中國憲政發展。在2013年提出佔中概念前,他到大陸大學交流法治是常事,甚至2013年曾應邀中聯辦交流,講港人與內地身分認同問題。「佢哋(中聯辦)以為我(提佔中)講笑。」

中聯辦2018年4月開放日,館藏中包括戴耀廷2010年著作《香港的憲政之路》,中華書局出版。最後借閱時間是2016年3月和2017年3月。

早年中國曾經提出「有法必依、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口號。2005年時,戴耀廷以此概念參考,發展出四層概念: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這套框架常見於香港初中通識課本解釋法治理念,直到2020年因出版商自願送檢後刪去四層論述。

可是套用在香港,才真正發揮這套分析框架的威力。「如果放在西方世界,例如英國、美國研究法治,無什麼好研究,大的法學家什麼都說了,他們的狀態就一直如此,就不challenging。在一些無法治的地方,例如中國講法治沒有什麼意思,刺激度很低。香港(法治)好似股市上上落落,現在死埋,令我們對法治可以有很豐富思考。」

過去戴耀廷認為,中國未能做到有法必依;香港則大致在以法限權,但又未至於以法達義之間。

可是經歷政改失敗、反送中示威及大規模檢控,法治卻有倒退之勢。戴耀廷形容:

我對法治理論一直演變中,這個和香港的發展經歷有關。過去一直的想法是,好似線向的發展,是向前而已,一層兩層三層四層,但現在好似退後。全世界有些地方都sliding back。這個牽涉到,法治會否死、會否變喪屍、之後會否重生。

有趣的是,除了香港法制和憲法觸及法治概念外,大學課程中甚少專門討論何謂法治。

「就好似空氣一樣,當咗你知。這個也是西方法學的一種狀態。在西方社會你讀法律,不會特別跟你講法治,因為something that is there,好似空氣,不用去提。所有的原則都建基於此,但不會特別去提,是我們的underlying assumptions來的。」

戴耀廷認為,香港法治已死,只是等待重生的一天。周滿鏗攝

面對反送中後的警暴及國安法,不只是法治,戴耀廷眼中整個香港已死,只能等待重生之日來臨。

在戴耀廷的分析框架中,港人已做了爭取民主該做的事,說了該說的,只等國際壓力下迫使中共給香港民主,至於如何發生及何時發生,是超出港人的控制範圍。

「戰略目標就是爭取民主,要做到這點,只有香港的力量是不足以改變到,需要國際社會去做一些事產生壓力,現在就見到這件事發生中。發生的速度及幅度,都是比35+,或者我們說的攬炒更厲害。我寫攬炒十步,都沒有想過會攬炒成這樣,跳了很多步,諗極都類似八九六四的時候狀況。但現在美國針對中國,是超越八九六四狀況,差不多好似你死我活的狀況。」

在整體戰略下,民主派議員在立法會去留、中共是否極端地取消功能組別個人票,甚至下屆立法會選舉能否35+,只是策略問題,與爭取民主目標並無太大關係。

「既然(爭取民主)不是控制範圍之內,或者已經做了要做的,令這件事出現,國際關係、制裁出現,其實已經可以在剝花生。」

可是剝花生還剝花生,戴耀廷已經著眼下一個計劃。

他餘下有兩大計劃,一是商討香港重生願景的「拉撒路計劃」,二是延續大學時法治教育,與區議員和網上繼續教授法治概念。「拉撒路計劃」意念取自《聖經》中,耶穌到拉撒路墓前並呼召死了的拉撒路出來,病也好了,但戴耀廷強調自己儘量不送頭、不觸碰可能違反國安法的事,不會討論政制或製憲,只會聚焦討論下香港未來在民主制度下,醫療、社區及經濟關係。

當我們有民主,我們想點?這個問題,香港無認真想過。這個為什麼沒有,因為過去一代人,我這一代人都是短視,過客心態很重,不會想遠的事。因為我們現在這一代人,是好L鍾意香港的。

新學期,大學教授改做「法治KOL」,學拍片,學打燈,繼續教授法治理念。

戴耀廷的課堂,不在港大,在網上,在社區,在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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