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與一位年輕案主見面，他因經歷工傷患有創傷後遺症與抑鬱症，縱使如此，他心繫香港，由去年六月開始一直關注著香港的時局發展，每一次與他談起都非常上心。
年輕案主提及，自《國安法》頒布與實施後，近月來身邊陸續有有錢的朋友部署移民，語氣帶點焦躁，慨嘆「佢地個個就咁走咗去，咁喺監獄D手足咪白坐！」
案主出身基層，暫時也未有經濟條件移民。不過，他強調自己即使有錢，也不會離開這個土生土長的地方：一則對這裡充滿感情，二來這個時候離開，等於將香港拱手相讓予暴政強權與「對家陣營」。
跟筆者一樣，案主也感受香港的情況愈來愈嚴竣：言論空間日益收窄、政府倒行逆施、警察四處作惡殘害市民。正因如此，他認為支持民主及抗争的朋友們更需要留下來，否則對面陣營的人變了多數，暴政強權打壓的力度只會更強更猛，留下來的手足與市民，處境也就更加惡劣。
案主矢言，在他有生之年，都會堅持向下一代訴說香港人這一年多來的抗争經歷，抗衡強權的洗腦，期望這段盛載著血與淚的珍貴歷史，不會被人遺忘。
對於中產父母安排下一代離開香港，他坦言並不是不理解：試問又有誰人樂於讓自己的子女，在愚民教育與白色恐怖下生活與成長？只是他堅持，小朋友可以出國，但成年人有責任留下，堅持信念與暴政周旋到底。
作為前線社工，筆者理解每個人可以承受的壓力及風險各異，面對的處境也不盡相同，是非對錯並不易說得清。不過，年輕人的說話，除了反映一些基層朋友，包括復元人士，往往比讀書人及中產階級更具道德勇氣；也道出了一個無奈的現實：刻下有錢有資源的紛紛找退路覓出路，基層的卻不得不留下來，應對「兩制」消失後的政治社會新秩序。
後記
在《壹元坊》網頁刊載文章後，即有打算移民的讀者回應說，為自己的決定感到難過，感到對不起年輕人，她並表示即使離開了，也會在自己可以做到的範圍內盡力保護香港。大概對很多人來說，離開是一個無奈的決定，而我始終相信，在亂世之下，最基本的還是要做一個有良知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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