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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街上都需要勇氣


十一國慶,重兵駐守,防暴警和速龍佔領了銅鑼灣,好好一個購物地帶,卻成為了警察樂園;所謂國慶,毫不喜慶,現場輪流舉起藍旗(集會或遊行屬違法,否則可能使用武力)和紫旗(叫喊口號有分裂國家意圖,可能被刑事檢控),警員輕率就圍起橙帶封鎖線,不問情由把記者和巿民堵在裏面。以武裝戒備威嚇港人愛國,可見一個政府的可憐可悲。

下午兩點幾在百德新街,大家還未知道警方的新玩法,但見幾乎每個防暴警的頭盔上,都多了一部360度全景攝錄機、腰間陀住一捲厚厚的橙帶,然後在毫無衝突,甚至連口號、標語都欠奉的平靜街頭,警方就用橙帶圍起了幾個方格,把記者推到一邊,巿民推到另外一邊。

穿上穿密碼圖案的男人

記者查證後獲准離開,隔離方格約五十個巿民呢?他們有大人有細路、有西裝友、有買了一個大袋零食的𡃁仔。人群中還有個男人,穿著一件黑Tee,上面暗藏「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密碼,那是國安法生效之後,在網絡瘋傳的一幅「心領神會」口號圖案。

穿上穿密碼圖案的男人  (鄭美姿攝)


足足一個小時之後,男人始獲放行。我上前問道:「警方對你怎樣了?」他生氣地說:「我自己一個人行街,咩人都唔識,他發了一張限聚令告票給我!一個人點犯法?」他手上拿著一個紙袋,剛在皇室堡買了條牛仔褲,單據仍在,「我show畀差人睇,佢照告。」我問男人,穿這件衣服上街,有沒有顧慮,他刻意扯起嗓門說:「朋友送㗎,我見幾靚咪著,我唔知有咩意思喎。」他嘴巴否認,但我們彼此意會,反正這是一個有口難言的時勢。

男人堅持他不會繳交罰款,「我寫硬抗辯書。」然後轉念之間,他聲音放軟,「冇希望了,香港冇希望了。我是香港人,在這裡大,但睇住佢一點一點被破壞,百般滋味在心頭,唔識講⋯⋯」

他為香港而哭,「去年六月開始已唔開心,至今喊過好多次。」今年中秋遇上十一國慶,男人說他最記掛香港的年輕人,「香港的後生仔,是被針對的一代,有能力就向外闖吧。我就會留低繼續生活,同你鬥長命,睇吓邊個死先。」

一個人犯了限聚令

另一個同樣被圍困的男人,胸前掛滿工作袋子,加一個長鏡頭相機。他的遭遇跟(暗號)男人一樣:「我自己一個,差人發限聚令告票畀我!」相機男是影片製作公司的攝影師,公司接一些媒體的外判拍攝工作,因此常常會到示威現場工作。他說,不過是9月22日的事(警方修改警察通例中的記者定義生效前一日),那天他到知專設計學院對開,拍攝陳彥霖去世一周年的祭壇,當時亦被警員截查,「我show公司卡片和證明信件,解釋之後就獲放行。」但這天他展示同一樣的文件,卻遭警員發出限聚令告票。

相機男說,他跟警員說明只是自己一個人工作,卻不被理會,「差人話我犯了非法集結、犯了限聚令,我話我係freelance記者,但他們說我不是。」

什麼也不做已是最大抗爭

 

巿民上街抗爭愈來愈困難,大批武裝警員高度戒備,輕率地拉帶圍封,濫發限聚令告票,行人基本上動輒得咎,欲辯無從。零星有人嗌「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防暴警立即就舉起紫旗,兼用咪喊話,指口號有分裂國家意圖。於是整日在銅鑼灣,行人留連不得、舉標語不行,只餘有心人一邊急步快走一邊匆忙喊上幾句口號,終亦有逾七十名巿民在平靜街頭被拘捕,給帶上了警車。

連站在街上都需要無比勇氣,街上難見亦難分究竟誰是示威者,但總會在悶聲之中爆發出幾句口號,彼此和應,快閃地確認大家的存在。亦有一隊約二十人的FA team當值巡邏,直到晚上九點才離場。他們等車時遭警員截查身份證和核對急救證書,我問其中兩個僅十餘歲正念中學的女生,為何整日人咁少,他們仍然上場?少女說得意志堅定:「有警察,就有我哋。」另一女生補充:「有警察才要防止有人受傷。」

個多星期前(9/22)警方突然修改警察通例中的記者定義,freelance記者(包括我)/學生媒體/大部份小型網媒一夜之間成為「不被認可」的記者。但十月一日當天上場的記者卻似乎更多,碰口碰面,很多都是被DQ了的行家。現場氣氛如此平靜,只有被消失的示威者、被消失的示威活動,以及被消失的逛街自由,警方封鎖線拉得如此頻密,人人瞬間被圍困被限制出入,連以前經常要狂奔的畫面亦不復再,那記者十幾個鐘頭跟防暴一起逗留在銅鑼灣幾條大街上,究竟有咩好做?

當政權要拿新聞界來開刀,我們一眾被DQ的、(暫時)沒被DQ的記者,單單穿著反光衣站在街上,即使只是用眼睛觀察,即使看起來「冇咩好做」,都已經是一種最大抗爭。在國慶這一天,人民更多的自由失去,可見一個政權的可憐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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