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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成自傳之11:在摩星嶺集中營


 

1967年六月,我參加了罷工,罷工後仍然會約工友到酒家飲茶,《大公報》旁當年叫龍圖酒家,現已改名為北海中心。飲茶時,警察把我逮捕,帶我到樓下,上了一輛私家車,去了現在華潤大廈對面的二號警察局,在那裡只是做登記,兩三個鐘頭後就把我帶到警察總部。那裡有一個臨時拘留所,一個個房間的。在那裡做好登記,拿了所謂「包頭」,即身上所有的東西,就在那裡過了一晚。我記得他們在外買了一個番茄牛肉飯給我。早上,就矇著我雙眼,那時還沒有黑色的頭套,只是矇著眼,用車車我走。其實,我從前也是在香港駕車的,幾乎所有的路我也知道,即使矇著我雙眼,我也知道駛到哪裡,轉那一個彎到哪裡去。其實這地方,我從前也來過,來過檢查水喉,當時是摩星嶺軍官俱樂部,裡面是一個大酒吧,有很多檯,但這次到來,已不是那個樣子了。

他們送我到這裡來之後,就放下我,我已經知道他們來這個地方,因為我知道走那條路,轉那個彎,到了,他就叫我放下東西,把我困在一間房裡,告訴我我的號碼是 459,他吩咐我要記著這個號碼,有人叫 459 就是叫我了。

進了房,那個房間很細,兩邊只有一塊木板,木板上只有一塊木當枕頭,這邊又是一塊木,即是兩個人的。中間有度門,門上面有些鐵枝,中間有個洞,可讓一個漱口杯通過,茶就從這個洞送進來;下面也有個洞,用來送飯的。關門的時候很嘈,因為那裡很靜,沒有人作聲,也不容許人作聲。

那裡有個抽氣機,空氣不停換,24 小時不停操作,聲音很大,同時有一盞燈 24 小時亮著,方便他們觀察我們的舉動,當時我一個人住一間房,整天都在想,擔心外面的人,家人怎樣呢?要知道當時罷工後,外面的社會情況是相當緊張的。家屬探監時只帶來鬥委會的大好形勢,但營內的英文報刊卻可看到真實的一面,擔心發展下去怎樣結局。

當時罷工的工友,即是左派的人,鬥委會號召他們的活動有遊行、放菠蘿等,在我進入集中營前還沒有放菠蘿,入來之後,看守我們的人跟我們說,叫我們看清楚,否則很快就沒有機會看,意思是我們將會被遞解出境。當時我沒有理會,跟他說也沒意思。但當時鬥委會動員群眾做了什麼我們是不知道的。

每一天,早上有一餐,就是用塑膠盤子裝著的一盤飯,一個小的盤子盛著一盤菜,一杯水或是一杯茶,中午就是一盤紅豆粥,甜的,晚上又是盤飯一盤菜。我記得當時是茄子煮瓜核芒魚一條,有時是其他餸,都是大廚大哥成煮的,他是看守員食堂的大廚。

如要大小便就叩門,叩門就有人來帶你去廁所,廁所沒有門,他要看著你,在遠處看著你,去完就要回來,每次只可開一個房門,讓一個人去,如果那人未回來,其他人是不能去的,目的是不讓你跟其他人見面。

集中營同仁聚會。

吃過晚飯之後便洗澡,他們會給你衣服更換,又會幫你洗衣服,洗完就送回你房間。洗澡後便回房間,做每樣事情都是獨自一個人。周而復始,天天都是一樣,大小便就叩門,吃過飯洗過澡就回房間睡覺。每晚都很難入睡,因為經常記掛著外面的事情,過了一、兩個星期,第二個人進來我的房間,起初覺得很陌生,但在閒談中發現我們是「同路人」,亦是我們所謂的「戰友」,兩個人一起的時候有很多話題,沒這麼悶。外出放風時每人有兩枝煙,最初一個人的時候外出只是十五分鐘,兩個人的時候外出可以長些,後來四個人的時候外出時間又長些。到後來全部五十二人一齊放風,很熱鬧,有節日就和藝人一齊大合唱革命歌曲慶祝。

由八月到十一、十二月幾個月很緊張,當時有守衛對我們說:「你們在這裡住比酒店還好,有人幫你洗衣服,大小便又有人看管。」我們的家屬有時帶大量生果來,所有食物飽肚的都不可以帶,只可以帶生果。當時我們的家屬,每次帶一大籃生果來,一天我們可以吃三至四個橙。好像每兩個星期或是一個月可以探一次。每次來的時候都帶很多生果,一天吃三個,三十天就九十個了。

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在營中,能見面的都互相鼓勵,覺得這件事不會沒了結的,一定有一天我們會走出去的,大家都這樣想;當時越來越多人進來,時間長了,放風的時候就好像大集會,四、五十人聚在一起。每個月都有一個醫生到來,是瑪麗醫院副院長,他帶著一個中國醫生,拿著藥箱來到替每個人檢查,有病的就給你一些藥。我記得曾經有一個老人家生病了,要送到醫院,怎麼辦呢?這位老人家名字叫湯秉達,因為怕給人知道,他們就把他的名字改成王達,然後送到瑪麗醫院。我們起初都不知道,後來他回來時我們才知,病醫好了,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罷工前政府已出了緊急法令,三個人在一起便是非法集會;同時,亦曾經搜查工會。防暴隊到工會、中資機構抓人,已經見慣。他們覺得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被逮捕幾乎是必然的事,家人心中亦已準備,自己認為生死亦置之度外。當時覺得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但入了集中營,心裡總是希望能有出去的一天。但是從中只有一次審訊,所謂的審訊,只是有人拍門叫:「459,穿衣服,阿 sir 找你飲茶。」就這樣帶我們出去,去到一個寫字樓。

接見我的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中國人,那個英國人,聽講是香港大學政治系的學生,記錄了我所講的,當時他問我為什麼要罷工?我對他說:「你沒見到《文匯報》天天都叫我們罷工嗎?」他說:「《文匯報》斗零一張你怎可信?」他又問我在水務局做「幫辦」這麼高薪金為甚麼要罷工?根據當時的形勢,我答覆他們說:「你們英國人這樣壓迫我們,我們當然要反抗。」答是這樣答,事實上是很溫文,只是談話。而現在,我見有些書本提及有些人被打,或是給他錢移民等等,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只覺得他們與我只是普通談話,外國人在寫,中國人在問,問了就翻譯,問了大約十五至二十分鐘。完了就帶我回去,放風的時候,其他人問我他們剛才說了些什麼,我就把所有告訴他們。那些都只不過是談話,不像審訊,只是替你做筆錄。在那裡只有一張寫字檯,有冷氣機,有杯茶,他們坐在我對面,就是這樣,並無被打及被羞辱出現。如果有,早已在放風中知道而集體抗議了,但亦有人唱衰港英而講些不真實的故事,以提高自己的身價。

當然還有石慧和傅奇的事件,本來他們兩個是分開男女房的,他們要把他們倆遞解出境,就對他們說:「明天要把你們遞解出境,今晚就讓你們夫婦在房間談一談,準備明天就走。」到晚上,大約三、四點左右,石慧在唱歌在鬧,知道他們要送她走,整個營的人都在嘈、打門,但大家都不能外出。後來,聽外面的人說,他們在橋頭興建了一間屋給他們住,因為他們不願過境,後來他們又被抓回集中營。當時的英國人沒有辦法,英方在橋頭放人,但因為解放軍那邊不肯接收,上了火車又拘捕他們返回集中營。

基本上我們是不斷知道外面鬥委會傳來的消息,因為隨便一個家屬來探望都會告知我們外面的情況,雖然他們不是一起來,分開來的,可能是一組一組人,這一組帶來的消息,大家都會知道,第二組帶來的消息,所有人都會知道。但這些都是當時鬥委會的「正面」消息,社會上發生的事是不知道的。基本上,當時工聯會有一個組織,把戰友的家屬分成一組組,一方面是照顧他們,另一方面是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困難。到我們釋放之後,這個組織就沒有了。這組織的負責人是陳安的太太曾揚,事後移民加拿大。如是者,在裡面可算得上是十分安全,當時外面交通不時阻濟,又常常有菠蘿等,警衛們便說我們更安全,因為外面的菠蘿炸到別人但炸不到我們,那些菠蘿都是自己人製造的。

在營內與其他戰友相處時都有談論這場鬥爭,有人覺得組織做得不夠好,令罷工不能罷死港英,鬥委會未詳細討論便急急進行,是不理後果的紅衛兵做法。

指出當時做得不好的,除了廖一原外,還有一個--謝光,政軍醫工會(政府、軍部、醫院工會)的書記。他在營中有一個時期是跟我們住在一起,說起這件事,他說當時罷工是有人提出,正當他們在商討究竟應該罷工或是遊行,遊行時佔多少地方,還未有結果,第二日就開始罷工了。即是說,在十分隨便之下決定或是一個人決定便要大家執行;亦即是說當時的決策人,鬥委會的人並沒考慮我們的安危及前途,我們便成了犧牲品。廖一原有說,當時鬥委會只開了一至兩次會,有什麼做得不好的都應該是新華社的人做出來的,意思是這樣。後期集體放風,大家都見到五十二個都是「自己人」,什麼都互相知道了,有任何不良待遇也會集體抗議!但從來沒有出現過。 

在我入了集中營後,我不知道工會怎樣照顧我家,罷工時,他們承諾「一罷到底,人工照出」,出來之後,我問太太,她說我進去後,每月有五百元,直到我出來之後就沒有了,要復轉改了,出來之後,長期與我聯絡的地下人說因我在集中營出來,所以不找我了,我說自己搞掂。他們的心態和做法,難道還不清楚地當我是叛徒嗎?真混帳!由於他們的做法,反而讓我認清他們對親密戰友的真實內容,令我輕身上路走我應走的路,發奮圖強,徹底離開它。

我覺得很荒唐,我在香港為了參加這次的鬥爭而被關進芝麻灣,在江西蓮塘自己最親的人就反為被當時的國內文化大革命運動鬥死;指她有姊弟在香港,即是海外關係,把她與丈夫女兒隔離,直至病重,只讓家人在一百米外揮手見一面,翌日便去世,多麼殘忍!這件事在我心內沒法洗脫,一直到現在都非常心痛。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到底我們是被遺棄及被利用,當時就只當我們是鬥爭工具,事後就不聞不問四十多年。

她是志蓉姐,攝於1963年。

在 1967 年的反英暴動中,鬥委會有三視政策,不承認港英臭法令、即仇視、蔑視及鄙視港英法律,不承認港英法律。1967 年六月罷工後,當時鬥委會說:一罷到底,人工照支,但幾個月後就停止支付了。當時的愛國者參與這場鬥爭是真心實意,冒著生命危險,奮不顧身跟隨鬥委會號召,天天聽著:「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當時想法是我們參加鬥爭是會得到「自己人」幫助的,不會被害,鬥委會講過的說話是算數的。

到這場鬥爭失敗,中共怎樣收拾這爛攤子?估計他們的想法是:最好就是把這些鬥不贏港英的「工人階級主力軍」鏟除,因他們每月收了國家寶貴的外匯無所事事,就算停止支付罷工薪金,這些蟻民是沒有反抗能力的,所以搞出一套復轉改,美其名說要將毛澤東思想紅旗插遍全香港去,強迫罷工工友響應復轉改,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當時要工友向資方要求復工,水務工會書記組織工友和家屬冒著沉風大雨,從現在天地圖書公司前電車路,特意不准打傘,由頭濕到落腳遊行到國泰戲院後的水務局普樂里工廠,手持毛語錄,叫口號要求復工,門口印度看更叫來負責人回應:「是你們離開工作崗位,現在職位已有人代替,無可能復工了。」工會書記及鬥委這次沒有露面。這批可憐的家屬被隨街的市民視為自作孽,他/她們則被列為鬥委會的棋子,什麼專嚴、人性都不存在了,最滿意的就是鬥委會。還有:退休年老罷工工友余亮由於生活困難,被迫到茶樓賣叉燒飽,領取原來四份一的工資(他原是技工)妻兒多多埋怨,試想他受的壓力多大?

還有在黃泥涌水塘工作的年老快將退休的罷工工人九叔(忘記他的真實姓名)跪在灣仔英京酒家(現大有商場)前電車路上,不言不語,最後被警察帶走。難以估計在當時這種情況下,多少受害人過著難以開口的鬱結生活;罷工後數以千計的家庭,其中吵架、埋怨,以致家庭分裂等慘劇估計不少,有誰知道?要罷工的工友自己找生活,當時鬥委會早已知道要結束這場錯誤的鬥爭,但他們要推卸責任,把鬥委會號召的罷工工人徹底遺棄,令他們在被動員參與罷工(雖然很多都是跟隨者),在幾個月後就變成鬥委會不再理會,失去原有公務員長俸,淪為失業無助的一群被忽視的左仔,令自己家庭兒女都遭遇不公平對待,這些情況直接影響了曾參與反英抗暴的人士及其他老百姓,憎恨工聯會至今,及延續給後代兒孫,難怪現在這麼多港人人心難以回歸,深層次矛盾廣泛擴散,都因「反英抗暴」的錯誤未有批判其極左遺禍,直到今天仍被部分愛國人士認為他們的正義行為被扭曲了。

2003 年中,當時除了做英國水務工程學會會長多年後,回歸後,主動組織成立本地的給排水學會。因當時水務行業大致上團結,一齊爭取利益,可能左派的人覺得我仍有影響力,值得再招攬我「歸隊」,所以有工會負責人對我說以前「放棄」你是錯誤的,現在應該平反,重新參加工作吧!還安排我見工聯會負責人李澤添,當時覺得很荒唐,回想過往遭遇,當然拒絕,不再受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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