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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公司股東但不可查車主 香港法例的不一致和荒謬


記者透過公司註冊處和運輸署的查冊制度追蹤或確認一些新聞人物的身分,由來已久,香港電台《鏗鏘集》 編導蔡玉玲因使用這種方法而被捕,是香港首例,當中引伸的問題卻惹人深思。

《鏗鏘集》畫面截圖。

運輸處查車牌持有人資料,須透過「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 查冊系統查詢,查冊人須在查冊表格訂明的三項原因中選取一項, 分別是「進行法律程序」、「車輛買賣」及「其他,請註明」, 而記者查冊作新聞用途,過往主要是透過最後一項闡明,而當局亦因此得出2010年的車牌查冊申請中,有兩成半來自傳媒機構的大數據;但有關選項,由去年底開始改為「 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記者若要查冊,只能選取第三項, 但所查資料是否涉及「交通及運輸」則會給予警方極大的隨意性去決定是否作出拘捕或檢控,例如傳媒因為報道交通意外去查冊,警方找上門的可能性較低;至於以「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為由去調查其他新聞事件的相關人士,恐怕就很易「被執法」了。

不過,這只是從字面去推斷,實際上,警方在明顯與交通及運輸無關的事宜上,可以針對某些傳媒來隨意執法。以利用車牌起底為例,《大公報》和《文匯報》均曾透過查冊去曝光被指是「黃絲」的車主,而相關報道的刊登時間遠早於《鏗鏘集》涉事節目的播出時間,但未聞警方對前者有所行動。

此外,運輸署這次無聲無息地改動表格,令一向可以透過查冊的記者誤墮法網,其鬼祟程度實在不敢恭維。尤記得公司註冊處在2016年時亦曾無聲無息地修改查冊表格, 加入填寫查冊目的才能登入系統,而各項「目的」中,並無「新聞報導」和「研究及統計」的選項,令新聞自由和公眾知情權大受影響。事件曝光後,引起反彈,公司註冊處其後向提出批評的記協「澄清」,傳媒不用填寫「I」項的查冊目的,只需填報「II」選項,即確定該公司或其董事的詳情便可登入系統。這雖然不是理想的做法, 因為有些不知就裡的市民可能不知道可以任填一部分而放棄查冊,但大致還原了記者和市民的查冊途徑,而運輸署今次不單止鬼祟改動表格,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記者的查冊途徑,進一步縮窄新聞自由。

而這更帶來另一問題:為什麼同樣屬於公開資料的公司股東資料可以讓市民和記者自由查閱,而車牌資料卻不可以?公司註冊處當年的改動是為了避免從公司登記冊中所取得的個人資料遭濫用,但改動後仍留有選項讓傳媒和公眾人士查冊,以保障公眾利益,為何運輸署改動時,幾乎堵死傳媒和公眾的查冊之途?這是否法規上的不一致?

索閱公開資料是民主和自由媒體的基本要素

事實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亦訂明,新聞工作可以獲得豁免遵守一些限制, 以平衡私隱保障和新聞工作的公開透明本質,為何運輸署可以反其道而行,罔顧調查報道所須的查冊手段?難道窒息主動揭發社會問題的調查報道正是運輸署這次修改表格的目的?

事實上,外國案例顯示,向索取公開資料作報道的記者提出檢控將以失敗告終。美國一份周報(Fannin Focus)出版人湯瑪信(Mark Thomason)2016年因向法庭申請一份公開資料而被控作出虛假陳述,保護記者委員會時任美國高級項目主任羅麗雅(Carlos Laeria)要求立即取消控罪,她指出,申請公開資料是民主和自由媒體的基本要素,向一個尋求公開資料的記者控以重罪,令人寒心。聯邦調查局其後介入,沒有作出檢控,湯瑪信及其律師遂向提出檢控的法官索償。

港台的案例讓我不得不重提香港需要訂定《資訊自由法》,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的「一般結論」已訂明,國際人權公約締約國須保障市民獲取資訊的自由,而訂定《資訊自由法》是最簡易的方法。香港記者協會由1993年已開始要求港府訂定《資訊自由法》,港府至今依然「借咗聾耳陳隻耳」,在全球半數國家的市民享受《資訊自由法》之時,港人仍然只有不具法律效力的「公開資料守則」,以致執法部門常常借《私隱條例》來壓守則,對傳媒諸多限制!有關情況,若沒有同具法律效力的,資訊自由法》,市民只會越來越被政府蒙在鼓裡。

以現在特區政府的鬼祟傾向,重提《資訊自由法》是椽木求魚,甚至是老虎頭上釘蚤姆,但堅持爭取不正正是港人可愛可貴之處嗎!

鏗鏘集:721誰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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