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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後的上訴


【撰文:小肥薯】

「本席考慮所有上述因素後,判刑18個月感化。」在被告席上的孩子露出笑容,鬆了一口氣,大概是因為歷時超過一年的案件走到今天,終於有個結局。免受牢獄之苦,今晚可回家倒頭大睡,好好和家人相擁,好好計劃未來。

但翌日就收到律師代表的電話傳來壞消息:律政司認為判刑過輕,會就刑期上訴。突然,案件的惡夢又回來了。人生計劃好像又被按下暫停,因為他永遠不會知道最後會否被改判入獄,生活又會因此停擺,計劃可能被迫擱置。

照片來源:律政司網站

在裁判法院或區域法院,律政司上訴的方式通常有2種,一種是根據《裁判官條例》第105條/《區域法院條例》第84條,以案件呈述的方式就裁判官/法官的決定提出上訴,多數針對無罪的裁定、裁決或命令在法律觀點有錯誤時才提出。律政司可要求原審法官撰寫有關案情及法律觀點的案件呈述,交由上級法院判斷原審所作的法律觀點的詮釋。

在過去831案件中,社工陳虹秀被裁定表證不成立後,律政司以原審法官法律觀點「有錯誤而感到受屈」為由,提出申請就以案件呈述方式向上訴庭提出上訴。屆時若上訴庭接納律政司申請,可推翻有關裁決或命令,指示重新審訊,或判其有罪。

另一種上訴的方式主要針對刑期,由律政司提出,主要是就刑期覆核的申請(CAAR),向上訴庭提出上訴。上訴理由多為判刑法律上不容許,原則上錯誤或刑期明顯過短。

文首提及的便是律政司就刑期申請覆核的例子。另一例子是,一名十五歲男生承認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兩罪,考慮被判十八個月感化令,律政司申請覆核被告刑罰,上訴庭認為原審裁判官原則上犯錯,判刑明顯過輕,遂撤銷原有判刑,改判他入勞教中心服刑。原審裁判官水佳麗指被告是「優秀嘅細路」並給予機會被告「好好裝備自己,在不同崗位貢獻社會」。

從查詢法庭日誌的記錄所得,2020年就已有13宗CAAR 的案件。從CAAR 1/2020 到CAAR 8/2020,八宗律政司上訴的案件中,有公開資料顯示的,已有5宗是示威活動相關的案件。回看2018年,有判決書載於網站的CAAR案件,只有6宗CAAR,2017年只有4宗,似乎2020年的CAAR案件數字明顯上升。在反修例運動相關案件中,律政司多次就刑期上訴。曾有一位家屬說,「佢哋好似唔見啲手足坐得夠耐,佢哋死都唔放過佢哋。」雖然不能武斷地說律政司是刻意針對反修例相關案件的刑期上訴,但數據上反映,今年大部分的刑期上訴案件均是反修例相關,令人猜想是否這些案件得到律政司更多的關注,因此上訴的次數更頻繁。

律政司上訴的決定對當事人及法律團隊的影響莫大。當事人以為案件已經走到判刑一刻就已完結,但若律政司上訴,他又再次陷入充滿不確定性的法律程序當中,又再承受心理壓力,未來又添變數。所以在判刑前的心情必定相當忐忑,一方面希望可從輕發落,另一方面又擔心判決太輕,律政司又會上訴。而且一向上訴庭的法官都偏向保守,對社會事件的判刑有機會更嚴苛。加上判決對下級法院且有約束力,會對將來同類的案件有深遠的影響。至於律政司上訴的準則,就如其批准撤控或簽保守行為一樣不得而知。筆者認為,律政司在考慮是否上訴時,不應只考慮控罪的性質或嚴重性,更應該考慮被告的個人背景及個別案件的案情,不應就同一控罪一概而論,以達致最恰當的刑罰/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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