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 Logo
眾新聞 CitizenNews
眾聞

【理大留痕】食足一周生命麵包 胡國泓未忘創傷 人群低溫抖震焦慮煲煙 中佬哭訴:我嗰女仲讀緊幼稚園


十幾歲青年在房間內,異常亢奮地不停吸煙,三枝五枝一起吸,十幾分鐘無停過。另有青年連續兩三日睡足24小時,意識迷糊,落樓需要別人攙扶。幾個中佬哭著說:「你們班學生究竟想點,我入嚟很想保護你們,但你都要告訴我想點做,我有老婆仔女,我嗰女仲讀緊幼稚園,如果我出去就係衰暴動,入去坐幾年,我老婆仔女點算?」

當時只有22歲的理大學生會署理會長胡國泓,見盡圍城內幕幕焦慮、荒涼和徬徨,有時只能啞口無言:「我只係廿幾歲,有咩可以講?」

18個莊員,最終只剩下他一人,留守理大圍城。「我又唔係好大隻,可能你會話少一個人,對前線來說沒有實際影響,但我覺得對他們的心理、對大家的士氣都一定有影響。」今時今日學生會或者已經不再是一場運動的領頭人,但他認為始終有象徵意義。

不走,因為有種責任。「如果我星期日走了,你星期一瞓唔瞓得著先?真心?」

去年理大衝突,校內游泳池遭到破壞,一年後仍然維修當中。張凱傑攝

理大圍城,一年。

筆者去年在理大見過胡國泓,當日他戴著黑框眼鏡,頭髮有點鬆厚,臉上帶點疲態。當時他講述留守者的情況顯得有口難言,筆者不希望激發留守者的情緒,決定將部分畫面留在心內。一年之後,再約胡國泓,希望把當日沒有披露的細節敘述出來。那天,他沒有戴眼鏡,剷了頭髮,也好像瘦了一點,判若兩人,彷彿就是要把那段沉重的回憶分割出來。

其實幾刻意將這段回憶鎖在一邊,不理、不想去提,尤其對著朋友和自己。

他坦言,最怕和朋友提起這段回憶,因為對方會認定他經歷了很多、很辛苦,而現實是「我在裏面見到比我情況更差的人大有人在,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做得特別好,有少少於心有愧。外面有些人和朋友對你有期望,他們覺得你做了一點事,但其實我不太覺得自己做了甚麼。」每當聽到這些說法,他便會頭痛起來,始終覺得過不了自己關口。

去年留守理大的胡國泓,戴著黑框眼鏡,頭髮有點鬆厚,臉上帶點疲態。黃思銘攝

莊員一日未回家 他一日未離校

不太外向、不太愛玩、不太社交,他說自己是一個喜歡講規矩的人,於是由內務副會長做起,去年3月至今年2月上莊,擔當學生會幹事。原有會長去年暑假畢業,因此他早已預知自己會接替做署理會長,只是沒有預料去年6月之後一發不可收拾的事,更遑論11月時的圍城惡鬥。崗位在變,社會也在變。

這個轉變,要由去年6月說起。

「6月至7月是最最最辛苦。」6月9日反修例大遊行,他們知道百萬人的怒吼不會瞬間消失,「有啲嘢要做,但可以做啲咩?我們不斷問自己。借鑑以前學乜學乜的運作?又好似在這個年頭不太work?同一時間,同學對他們有期望。」計劃追不上現實,事情急劇變化,民怨大爆發令整場運動愈走愈深,最終每天就只能夠:「煮到埋嚟就食」。

「其實我們都唔知可以做啲乜。」

但他相信任何社會運動,學生會往往佔一席之位,當然今日未必如是。「基本嘢:遊行,帶枝旗,和同學一齊出發,也有開設Telegram頻道,前線和後援都做緊。」但事情真的太多,排山倒海湧過來,唯有照做、硬著頭皮上,回應大家期望。他記得有一日在學生會室,齊集所有系會和附屬組織,整間房都擠滿人,就只是圍插他一人,「插到飛起,無計,你都要硬食,我又問自己,我有無咩係做漏咗?」

理大學生會在金鐘設置物資站,17個莊員輪流在街上瞓,剩下他一人留守學校大本營,負責協調和支援。莊員一日未返屋企,他一日也在學校。「我很擔心莊員會出咩事,我也估不到明天會發生咩事,日日都話清場,完全唔知點做,但又要符合會員的期望。」直至七月中,他開始發現學生會的身份,已經不再是以前運動的角色時,才慢慢將工作重點轉到幕後。

「我們很想有突破幫到這場運動,但很難,你面對的是政權和政黨。」

圍城前倒數

科大學生周梓樂之死,激化港人情緒,「香港人報仇」的口號蔓延全港。去年由11月11日起一連多日黎明、破曉、晨曦、曙光、旭日行動,號召全港「大三罷」罷課、罷工、罷市,多區出現堵路、塞鐵等不合作運動,交通命脈紅磡海底隧道、吐露港公路等同遭堵塞,更將警民衝突的戰線,首次帶進大學校園。

談到大學戰,胡國泓說警察最先闖入的不是中大,而是理大。早在11月11日清晨約六時半,就已經有兩粒催淚彈射進校園。他憶述,當時他原本身在校內近尖東橋出口,聽到紅火橋一帶有嘈雜聲後,馬上跑過去,便目睹警察已經闖進校園近民主牆位置。他記得被警員用長槍指著頭,喝令他離開,15分鐘後,警員再在校園內施放催淚彈。他就知道一切「翻唔到轉頭」。

去年11月11日,理大校園電台圖片
去年11月11日,理大校園電台圖片
去年11月11日,理大校園電台圖片

校園成了警察的眼中釘。他指,警察監視校園不是新鮮事,每次港島遊行前後,理大對開的紅隧巴士站一定有60至70名軍裝警員搜車搜袋。去年10月1日,理大每一個出口入更有警員把守,他的莊員出入校園都被要求搜袋。但他始終覺得大學還是一個避風港,直至當刻才突然心寒醒悟,原來沒有地方是必然安全,警察也沒有事情是做不出來。

「那條橋我行了四年,四年來給我的回憶很豐富,想起的是和莊員食飯,開心快樂的片段。」那一刻,見證所有事突然間不同,眼前熟悉的景象變成一個戰場,那份反差,很嚇人。同一時間,他不能怕太久,因為知道有些事要做,事實上當時真的還有學生上學,也有非本地生不知所措,作為學生會代表必然要幫他們,後來校方才宣佈停課。

「其實我們知道黎明行動和紅隧有關,但之後前線示威者轉了模式,即使我們出示學生證也入不了Telegram群組。」

「接下來,我不知道,發生何事。」

由11月14日開始,水和衣服等物資不斷運入理大,各地留守者也前來理大。「周四很多人,數不到有幾多人,過不過萬?我覺得不出奇,去到邊都人頭湧湧。我會話這是理大圍城真正的第一日。開始話門口要搜袋,也有人在飯堂煮飯。」因為其他地方前來的人,已有一套他們的做法。當晚傳出有女警混進來,有人鎖起飯堂,要逐個搜身才可出去。

「邊個搜身?」

他答:「大聲啲嗰啲!」

最終,當然找不到誰是「鬼」。

因為「捉鬼」令11月15日走了一班人,也開始出現「守不守到」的問題。直至11月16日,校園整個氣氛是最猶豫的,因為大家很雄心壯志走進來,但結果連日來都很平靜,因而又走了一批人。「最大聲音決定走不走,就是那天。」

雖然大家都說無大台,但理大主場的學生會走不走,其實對抗爭者的心理上有影響。當日有人問胡國泓:「一句講晒,你哋係點先?」他當時就說:「我們的定位和角色是,只要你們有人在這裏,我們就會留低,我不會說應該留定應該走。」無大台、兄弟爬山、各有各做的精神是:「我沒辦法綑綁你走或留低,你是同路人就會尊重你。」

人愈來愈少,士氣被日子消磨。

圍城後期的理大校園,剩下一片凋零。周滿鏗攝

圍城漸起 誰想留下?

前線與後援,勇武與和理非,去還是留,究竟可以行到幾前?是不少人過去一年不斷敲問自己的問題——底線和包袱。

黎明行動開始時,學生會莊員之間曾討論去留。胡國泓說,很清楚莊員可以行到邊,去到11月16日真的很認真討論,大家究竟能承受到甚麼地步?「我有莊員是護士,有案底是做不了護士,如果家中是有負擔的,咁不如在外面幫手,承擔到多啲嘅咪喺入面幫手。」他們18個人,大部分時間都不是在一起,卻在不同地方做著同一件事。

去到11月17日衝突最激烈、圍城漸起時,他還是要打開口牌:「誰想留下?」大家要很快、很直白地作出決定。「當然這個世界不應有人要承擔這件事,如果你承擔不起,走,是一件好事。」

我不走,因為我覺得,我有這個責任留下來。如果我星期日走了,你星期一睡不睡得著先?真心?如果我決定走,這將會是我人生最最最後悔的決定,這是無辦法彌補的。不論大家這個年頭如何看學生會,或者在一場社會運動中已經不再是領頭人,但我們都有一定角色,這是不能離開的,那個象徵意義會差好遠。

「我不是好大隻,可能你會話少一個人,對前線來說可能沒有實際的影響,但我覺得對他們的心理影響、對大家的士氣都一定有影響,你是沒有走的理由。」

18個人,剩下自己一個,傷心嗎?「你問我,我一定想他們快點走,你不會想見到身邊的人受到傷害,尤其是我的莊員。因為不單止要承擔走出去被捕的風險,而是留低校園都有很大的心理負擔。」

落難的人

焦急、徬徨、放棄,在圍城內,他見得很多。

可能因為「大家都是落難的人,會容易傾偈。」

他見過幾個十幾歲的青年,在一房間內看起來很開心,甚至開心得有點過分,「個個都很亢奮,不停食煙、一枝接一枝、幾枝幾枝一起食。」其中一人拿著剪草刀,不斷劈櫈,說著「我這把是屠龍刀」、「我要出去打班友」……壓抑的氣氛下,存在著一班異常亢奮的人,其實很恐怖。

試過有一次,他在走廊明明聽到有人聲,但一踏進房門,四周頓時肅靜,他放下樽裝水後便離開。另一種人極端地收藏自己,他認識一位原本思維清晰、冷靜的人,但在那幾天睡足24小時,長眠不醒、意識迷糊,落樓都需要別人攙扶,「你話通了幾日頂,瞓足24小時OK,但兩三日都瞓足24小時?」他每次打電話給對方,對方支吾以對,無法回答問題,狀態就是不清醒,反映的是精神上受盡折磨。

又有幾個大男人很徬徨地向他說:「你們班學生究竟想點?我入嚟很想保護你們,但你都要告訴我想點做,我有老婆仔女,我嗰女仲讀緊幼稚園,如果我出到去就係衰暴動,入去坐幾年,我老婆仔女點算?」幾個大男人一邊訴說,一邊流下男兒淚。當刻他不懂回應,為何對方還留在校園?就是為了保護自己。

「我只是廿多歲的人,有咩可以說?」這一次,令他情緒波動起來。

圍城內,幕幕焦慮、荒涼和徬徨,胡國泓見得很多。張凱傑攝

撤退

後來,剩下的人都躲起來,不再跟人說話。

去到11月23日,圍城第7日也是區選前一個晚上,他決定離開校園。撤退,主要原因是:「可做嘅都做晒了。」他說裏面有水,不吃的話可能都可撐到一個星期,甚至半個月,但心理上會捱不住,愈留得耐,對心理造成的創傷會愈大。剩下的原因,想告訴大家:「裏面沒有人。」

由11月11日清晨,見證那兩粒催淚彈,到11月23日黑夜,親歷校園變成荒城。除了試過一次回家拿衣服外,足足兩星期,沒有回家。或者,理大在他心中已是另一頭家。

97年出世,有兩個家姐,家人不知道他上莊,直至理大出事後,海外親戚轉發新聞時,父母才知道自己的兒子是學生會代表,還要被困校園。幸運的是,家人挺他,為兒子感到自豪。爸爸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逃來香港,極權如何打壓、批鬥如何遺禍,爸爸體會很深,還告訴兒子:「你千祈不要走,要同警察鬥長命。」

家人的支持,或許成了冷夜荒校中的一點暖。

踏出校園後,他被帶到紅磡警署,但因為整個星期沒有主糧而胃痛,再被轉送至伊利沙伯醫院。「食了一個星期生命麵包,原來臭格飯是好食的。」當然,這是一個黑色笑話。

創傷

出來才懂得驚。

被困校園時,目睹幕幕精神崩緊、心理受創的人,他沒有心理負擔嗎?他說,豁了出去,做了決定就不要再怕,因為很清楚自己的目標,「你要幫別人時,你就不要怕,就算怕都不要讓人看見,如果連你都怯,你如何說服別人不要驚?這是不可能的。」

直至出來之後,他用上一兩個月時間沉殿自己,回想當時沒有面對埋在心底的感受,發現出來後才懂得驚:「驚被人拉、驚做錯嘢、做漏嘢……因為已經出來了,自己的決定有沒有害到人?如果成件事做好啲,是否不會造成今天的情況?」很多很多質疑,也讓自己的情緒變得抑鬱。

現在真真正正做回一個學生,有意無意地不想揹太多責任上身。

邵逸夫體育館一片凌亂,剩下各種裝備、衣物、染血膠布,猶如經歷一場大型災難。張凱傑攝

開學後,他找過輔導員,校內有些位置也不敢去。例如Y座地面,因為一走近就想起這個畫面:「我記得那個早上很冷,前一晚有多人中了水炮,當時有十幾二十人披著反光保暖氈,不停抖震……很震撼,很想走,要盡快走,其實我也不太敢赤裸地面對這些回憶,在校園任何一角落都有它的故事。」

早幾日,他在邵逸夫體育館考試,試場很靜,望著四周,突然就抽離了,想起當時的畫面,看見周圍都是被鋪,抽離了15分鐘、20分鐘……那個飯堂之後再無入過去,因為太多事、太多矛盾在裏面發生。

不想回憶,因有些創傷。

當日校園A座平台,與對出的漆咸道南十字路口,衝突最激烈,水炮、槍彈橫飛。張凱傑攝

校園變了樣 師生難修復

圍城之後,校園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理大校方在各個出入口加設閘機,限制訪客進出校園。「幾年前我仲爭取緊民主牆可否貼嘢,以為打壓已經很厲害,誰知低處未算低,一步一步沉淪下去。你休息同時,很多嘢跌緊……」跌走的,可能是自由、可能是一些核心價值。

校園變了樣,一校之長滕錦光在圍城第3日凌晨,終於出現,學生和公眾記在心中。

校方和學生之間的裂縫,愈來愈大,今年10月1日校方首次在校內舉行升旗禮,胡國泓感到很不齒,不明一間標榜世界級的大學,為了撥款因而獻眉,這樣升旗就會變成忠黨愛國嗎?「不是說你要去支持我們,而是你獻眉的人,正正就是否決大學撥款的人,大學教授的風骨在哪裡?我覺得很羞恥。」

退後一步看,其實沒有大學管理層會以逼迫學生為己任,沒有校長希望跟自己的學生過不去,但為何要做出一些在學生眼中不公不快的事?他說,或者未必是當事人所想,而是這個地方、社會、政權,逼使下行出這一步,就像加閘機可能都是一場騷,這樣的香港,很畸型。

「或者他是身不由己,但是不是無辜?一定不是。」

理大圍城過後,剩下的回憶,都是傷痛的。張凱傑攝

訪問當日,涼風撲臉,提醒著這是11月的天氣。

因為疫情,學校改為網上授課;因為閘機,公眾無法進入校園,校內很少人。

其實跟一年前的情景很相似,凋零中帶點荒涼。

傷痕很大,很難修復。

上莊本應很熱血,認識到一班莊員可能是大學生涯中,最大的收穫。四年來帶給他的回憶,都是豐富和快樂。

然而,理大圍城過後,他說,現在剩下的回憶,都是傷痛。




請加入成為眾新聞的月費訂戶,長期支持我們的工作。所有訂戶都可以收到我們的「每周時事」通訊 。

月費訂戶網址:hkcnews.com/aboutus/#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