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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協、警暴受害人JR警員不展示編號獲勝訴 判詞:做法違人權法 政府有責任建立獨立調查機制


去年爆發反修例運動期間,警員執勤時並不展示警員編號,以致多次被指使用過份武力時,市民都投訴無門。多名市民及香港記者協會(記協)先後申請司法覆核,高等法院今日頒下判詞,裁定警員不展示獨一無二的號碼或標記,是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3條有關免受酷刑對待的條例。法官周家明指,許多例子見到警員涉嫌使用不合理或過份武力,甚至施虐,但因無警員編號或標記,調查無法有效展開,以致市民免受酷刑對待的權利不受保障。

周官並指出,政府有責任建立獨立機制,針對涉嫌警員施虐展開有效調查,辨識警員的制度不能純粹在警隊內部進行,否則,被警員虐待的受害人會完全或好大程度上被警方擺布,由警方決定是否採取法律或紀錄行動。周官明言,現時投訴警察課(CAPO)在機構上及實際運作上,均非獨立於嫌疑人,即警員;至於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雖然獨立,但無應有的權力作出調查(necessary investigative powers),亦無權力推翻CAPO決定,是不足以履行其獨立調查的義務。

判詞頒下後,記協促請政府及警方盡快回應法庭的建議,認為警務處處長應立即指示前線警員在執勤時必須清楚展示警員編號,而有關當局亦應設立獨立調查機制,處理市民對警方作出的投訴。警方則回覆眾新聞查詢指:「會與律政司研究相關判詞,並作出檢視及適當跟進。」

去年反修例運動期間,速龍小隊警員身上無辨識號碼或標記。美聯社資料圖片

高等法院將5宗司法覆核合併處理,申請人包括「馬屎埔陳伯」陳基裘;「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612右眼中彈的中學老師楊子俊;3名曾受「警暴」市民陳恭信、魯湛思、吳康聯;以及記協。

申請人質疑警方沒有展示警員編號,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3條:「不得施以酷刑或不人道處遇亦不得未經同意而施以試驗」。案件由高院原訟法庭法官周家明審理,今日頒下67頁的判詞

周官先確立政府有積極責任對警員涉施虐的個案進行調查,而調查必須是獨立的,能夠辨識、懲罰有責任的個體,繼而指出警員應穿戴並顯著地展示獨一無二的的號碼或標記,好讓受害人能夠投訴及進一步採取法律行動,這才能確保《人權法》第3條免受酷刑對待的權利受保障。周官指,警方現行做法,包括使用行動呼號、Alpha ID,並不能協助受害人有效辨識施虐警員,以致前述權利未能受有效保障。

周官並指,對於針對警隊的指控,法院不適宜作出具體的事實調查,尤其是警務人員有否對新聞工作者、公眾,使用不合理或過份武力。「但是,明顯的是,有許多實例顯示警員使用不合理或過份武力,甚至虐待他人,屬於有爭議的說法(arguable claims),而一旦證實,將構成違反《人權法》第3條,並觸發政府須積極調查的責任。」

有線及now新聞影片可見,申請人陳恭信去年8月4日被打至血流披面。圖片截自入稟狀

判詞指出,《人權法》第3條下的調查責任,有三個目的:(一)確保有效落實禁止虐待、不人道對待;(二)確保違反《人權法》第3條的人士需負上責任;(三)透過有效的刑法及紀律規管,防範違反《人權法》第3條的行為。

周官在判詞直指,當蒙面警執勤,他們就更有需要展示獨特徽章,好讓受害者可以針對警員虐待行為,作出有效投訴並採取法律行動。周官提及,法官Neuberger在2019案例 D v Commissioner of Police of the Metropolis 2019的判詞中告誡,有關責任不應被理解為「對權力機關的不可能或不適當負擔」。

周官表示,要調查就需要受害人有效參與,這意味著,當有可靠證據懷疑警員涉虐待,違反《人權法》第3條,制度應容許受害人辨識,或至少提供合理手段讓受害人辨識涉事警員。一個明顯可以並應該採取的措施,就是要求每個警員,在執行非秘密任務時,穿戴並顯著地展示一個獨特的號碼或標記。再者,受害人有權針對警員提出民事訴訟或私人檢控,這是《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6(1)條所保障的。

周官又明言,辨識警員的制度不能純粹在警隊內部進行,否則,被警員虐待的受害人會完全或好大程度上被警方擺布,由警方決定是否採取法律或紀錄行動。

去年6.12右眼中彈的中學老師楊子俊。資料圖片

周官指出,現行披露警員身份及調查的制度,未能達到《人權法》第3條所釐定的程序責任。警員應穿戴並顯著地展示一個獨特的號碼或標記,展示警員編號只是其中一個方式;而肯定的是,每個警員的號碼或標記必須是獨一無二,避免混淆,並容許受害人、目擊證人有合理機會辨識警員,作出有效投訴。

警方現行於「踏浪者」行動(警方針對反修例事件的執法行動代號)的做法,要求速龍小隊警員展示「Alpha ID」、其他警員展示「行動呼號」(俗稱藍卡),周官認為未能達到有效調查的要求:

1. 行動呼號並非獨一無二

一名警員獲分配的特定行動呼號,會被轉移到接替該警員位置的其他小隊警員。而且,實例證據顯示,有不同警員在同一個場所,穿戴展示同一個行動呼號。還有警員並無穿戴展示行動呼號,甚或用其他物件遮蔽行動呼號。這可能是個別例子,但無證據提出會警方有適切措施確保參與「踏浪者」行動的警員,適當地穿戴展示行動呼號;對於無適當地穿戴展示行動呼號的警員,亦無採取行動。

2. Alpha ID 亦有上述問題

展示Alpha ID的制度,亦都有上述行動呼號的問題:並非獨一無二。而且事實上,Alpha ID是貼在速龍小隊警員的頭盔背面,好大程度上削弱了辨識作用。又有實例顯示,屬於同隊的速龍、在同一個地點、同一個時間執勤時,沒有貼上獲分配的英文字母,只展示了小隊的呼號。與行動呼號相似,無證據顯示警方有措施確保警員適當地穿戴展示Alpha ID、無展示的話的亦無後果。

周官指,法庭完全注意到近期公眾活動中針對警員的起底行為,警員會擔心在執勤時披露個人身份。這種行為已經在上訴庭受到強烈抨擊,然而,考慮到原則問題,這些擔心不能凌駕調查責任——維持一個適切制度去調查涉嫌違反《人權法》第3條的個案

再者,要求穿戴並顯著地展示一個獨特的號碼或標記,並不直接導致警員個人身份曝光;反之,可以很大程度上協助被警員虐待的受害人,提出投訴及下一步調查。

監警會今年5月中發布報告,重申無調查權,非追究警員個人責任。資料圖片

判詞續提及,一個符合《人權法》第3條所規定的程序責任的調查,必需獨立於嫌疑人,周官引述多宗案例判詞,指出「獨立」的要求包括:機構(或階級)上的獨立、實際運作上的獨立。而香港現時處理警察投訴的兩級機制,未能達到「獨立」的要求。周官指出:

「投訴警察課(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 Office,簡稱CAPO),是警隊本身的一部分。顯然地,CAPO在機構上已經並非獨立於警隊。而且,CAPO的警員與其他部隊的警員無區隔,CAPO警員通常是資深警員,從其他部門或分支中調來CAPO,任職2至3年,一般之後會回到警隊,亦即是說CAPO人員也是警員。在周官看來,CAPO亦不能被視為在實際運作上獨立於警隊。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簡稱IPCC),在機構上、實際運作上均獨立於警隊。但是,IPCC沒有應有的調查權力,亦沒有權力推翻CAPO的決定。IPCC如果對CAPO的調查有疑問或者不同意,只能要求澄清或進一步調查。IPCC最終沒有權力作出任何有約束力的決定。」

值得一提,在是次合併處理的5宗司法覆核中,郭卓堅、梁頌恆的司法覆核申請遭拒。周官認為有其他人士比申請人具更直接和現有利益,提出相關投訴。周官指郭、梁參與公眾集會時因速龍警員無展示編號,而未能辦識警員,並不足以構成足夠的利害關係,因此拒批其司法覆核申請。

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回應港台時稱,警方曾解釋稱不展示警員編號是行動需要,梁並說有人被打亦要清楚背景和原因,不應妄下判斷。他又指現時無證據證明警方蓄意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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