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又傳來有關黎智英先生——肥佬黎的壞消息，他被加控《國安法》第29條勾結外國勢力罪，可被送往內地審訊。[1] 圖窮匕現，中共行的已是陽謀，肥佬會否被送中、其財產會否被充公、《蘋果日報》會否被迫停止營運，全都在乎極權者一念之間。形勢如此惡劣，肥佬卻仍是鎮靜，他女兒及陳健民教授到收押所探望他時，他著緊的仍是：「叫大家唔好擔心，佢冇事，多謝大家支持。」[2] 事情發展到這個恐佈地步，怎會是「冇事」？又如何能不擔心？肥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跟陳教授提起家人時，不免黯然落淚，但這淚水不是為失去自由而流，而是為牽掛家人而流。這又再令筆者想起肥佬與著名基督教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相似之處——兩人對自由的理解與實踐。
為他者而活的自由
對潘霍華來說，真正的自由是一種「為他者而活的自由（freedom for others）」，是一種以關係（relations）為核心的自由。擁有這種自由的人最關心的，不是個人權利是否受到侵害，也不是欲望是否得到滿足，而是如何在跟他者的關係中建立存在的意義，而肥佬正是這樣一個「於關係中建立存在（Being in Relations）」的人。所以當陳教授慨嘆說大家都認為肥佬應該一早離開這座危城，肥佬會以這樣的一句話去回應：
我的生命不屬於自己，如果當年遠走他鄕，我不能為香港做那麼多事情。
跟那些只關心自己收成期、只視香港為獲取名利的工具的人不同，肥佬把香港的價值和制度視為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是他生命意義之所在。他說自己的生命不屬於自己，正因為他早已把生命奉獻給這個城市和在其中生活的人。這個城市既塑造了他的生命，也是他甘願為之而犧牲的他者。
對於這樣一個以關係為生命中心的人，最痛的不是自己受苦，而是與他者的隔絕。潘霍華於1939年赴美講學，本可留下過安穩的學者生活，但他不忍跟那個已經墮入深淵的德國隔絕，也盼望跟同胞重建戰後的國度，遂毅然回國，參與抵抗納綷運動（Der Widerstand），投入那刀山火海之中。潘霍華後來因參與策劃剌殺希特拉而被捕入獄，他的肉身雖困於牢房，靈魂卻與他所愛的民族結連，他於這段期間以文字記錄對生命和神學的思考，不只超越了監獄藩籬，更跨越時代，成了後來著名的《獄中書簡》（Widerstand und Ergebung: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aus der Haft）。
雖然牢房禁錮不了他的思想，但卻令他與至愛的人分離，對潘霍華來說，那是最深沉的苦痛。而同樣的悲哀，今日豈不正在肥佬身上發生嗎？他所以放棄遠走高飛的機會，不也是因為捨不得跟這個城市隔絕嗎？當然，今時今日身處外地在某種程度上仍能保持跟這個城市的聯繫，但肥佬和潘霍華追求的卻是更深的結連——一種唯有藉著苦難才能產生的結連。因為唯有在苦難中，人的本相才能毫無保留的展現出來，而唯有透過人本相的展現，人際之間才能有最深的結連。在肥佬入獄以先，我們看到的就是他的榮華富貴，甚至有人以為是他的英雄主義在作崇。但當我們看到他像待宰羔羊被厚重的鐵鍊鎖著候審時，我們才徹底地看清他靈魂深處對這個城市的愛和委身，而這種愛和委身將把肥佬跟港人的生命結連在一起，是邪惡勢力也不能阻斷的。
通往自由之路
1944年7月20日，潘霍華得知行剌希魔行動已然失敗，他深知自己命不久矣，然後他寫了那首著名的獄中詩《通往自由之路的站頭（Stationen auf dem Wege zur Freiheit）》，當中深刻地表達了他對自由真諦的體悟：自由是律己和操練，堅持作正確的事，無畏無懼，藉行動投入生命的風暴中，然後把其餘的都交給上主。而若因作正確事而招致苦難，人發覺自己可安然把前路交給上主，這就是真正的自由。最後來到自由的終極，死亡將打破肉身的囚禁捆鎖，靈魂將得自由，得見那隱藏的奧秘。這樣的一條自由之路，肥佬不正是行在其上嗎？為了作正確的事，坦然承受苦難，然後把一切都交給上主，這不正是他堅持的信念嗎？難怪即使在如斯境況中，他仍然能夠說：「我活在上帝的恩典中！」在旁人看來，現在是肥佬一生最不自由的時候。但從另一角度看，因著把禍福甚至生死都交於上主手中，他卻得著最大的自由去完成他人生的使命！苦難方深，肥佬的人生下一站也不知往何處去，但在通往自由的路上，我們決不會讓他孤單！願上主的平安常與他同在！
註釋：
[1] 黎智英遭加控︱首人被控勾結罪 駐港國安公署可行使管轄權送中受審（《蘋果日報》，2020.12.11）
[2] 黎智英還柙｜陳健民探黎智英分享坐監經歷 晚上出fb po：叮囑他要活在當下（《蘋果日報》，2020.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