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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裁決之前:「我喺社工,守護公義」 怨恨無法帶給我力量


編按:社工總工會總幹事許麗明原被控於去年9月 29日襲警,上周開審時遭改控阻差辦公罪。西九龍裁判法院裁判官鍾明新昨天(16日)裁定她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並獲訟費。

【撰文:許麗明】

2020年12月15日,寫在裁決之前,但願能自己發表。無論結果如何我必須感謝盡心盡力的律師團,只要仍然有維護人權的律師在努力,還有家人和朋友的彼此愛護,我們都不要放棄。

怨恨無法帶給我力量

庭上作供警察一方面指在街上的都是暴徒,另一方面又說看到我的衣著與其他人不同,又說知道是社工的話就不會拘捕我,但當時他並不知道。事實上,是否拘捕誰也不由得他決定吧,而誰是否暴徒也不由得他決定吧。

有人問我,是否怨恨警察?其實,我不。怨恨無法帶給我力量。

在庭上,一邊聽一邊感覺複雜,不其然想到我曾經做青少年外展服務時,有否在街頭遇上過他?或者像他一樣相信自己努力就可以出人頭地,其中一個選擇是當差。從1987年,我開始當教師,教過幼稚園生、小學生、中學生,因為好想與孩子們一起成長,從當教師到成為社工,與他們的家人陪伴著不同年齡的孩子面對喜、怒、哀、樂。走到2019年我和一班志同道合的社工從不同渠道得知有人被捕後未能對外聯絡,失去了法律支援的人權,甚至有人在未能對外聯絡的過程中而被毆打等。

根據香港警方的文件《發給被羈留人士或接受警方調查人士的通知書》當中清晰的訂明:

「你可享有以下權利
1. 尋求法律援助
2. 告知某人你身在警署
3. 與一名親友聯絡……等」

所以我們本著《註冊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第一部份的第 1 條:「社工的首要使命為協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處理社會問題」。不管他們是否年青人,被捕者和他們的家人就是「有需要的人士」,縱使我不是社工,撫心自問只要有一點點能力,當知道有困難的人需要協助總不能拂袖而去。記得韓國電影《1987》,就是每一個人做一點,做自己能做的,雖然渺小卻很重要。

懷疑自己的信念

在正式審訊前的14天獲悉被修改了的控罪,入罪門檻下降而罰則加重了,相信是要忽略指我「襲警」的案情。檢控官承認因為看了我呈交的影片而修改控罪,事實上,庭上作供的警員同意所謂「襲擊」有可能是意外。其實我很感謝拍下我被捕經過的人,卻必須承認曾經因為他不肯出庭證實拍下影片而質疑過「齊上齊落」的信念,曾經以為自己竭盡全力而徒勞無功(其實我不是竭盡全力)。後來,我們因信任控方會公正處理我呈交的錄影片段,亦希望可以協助法庭尋找真相,所以呈交影片,要求控方同意成為證據。可惜,控方雖有採納了影片,卻決定要修改控罪。」

針對襲警的條例有二:一為我原本的控罪,是第232章《警隊條例》第63條,即「任何人襲擊或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或協助或煽惑任何人如此襲擊或抗拒」是簡易治罪條例,罰則較輕,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6個月。

另一為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36b,即「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最高可監禁兩年。控方對我的指控集中在「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雖然以示公平,法庭容許我因為修改了控罪之後,法庭「再」次聽取我的答辯,而我已失去了十四個月。

十秒的虛無

庭上作供的警員說看見我情緒激動地大叫,衝向被捕者和一個我在2020年12月10日才第一次聽到的「犯人收集處」。他說看到我時以大鵬展翅的姿勢阻止我衝向被捕者,要求我離開,又因為我面向他趨步向前令他向後退幾步,聽到我大叫「唔好打小朋友」,於是他轉身查看並看不到有人被打。而這些事情就發生在十秒之內。

聽著聽著想起卡繆;想起局外人。虛無是甚麼?

我的存在是否我自己知道的?我不曾做過的事情是否被說了就變成做過?我與法官分別坐在法庭上兩個正中間的兩端,只要我們願意,絕對可以彼此直視,而我甚麼都不能說,卻是當事人,身在事發的時空。法官為了了解案情則甚麼都能說,而他本來與這事毫無關係,2019年9月29日他身在何處?在虛無之間,我能做的是輕輕地望向旁聽席,看到我的朋友、關心我的人,卡繆就這樣「走了」,而我不再只是一個局外人。所謂的「十秒」可以肯定是不存在的。

許麗明罪名不成立,昨天在庭外強調,「我哋係社工,守護公義」。香港電台照片

我係社工

此刻,距離裁決12小時,律師團仍然盡力預備我一旦罪成要處理的程序,作最壞打算、最好的準備,我不知道結果如何,能知的是我並不孤單,曾幾何時有過的無力感是大家共同擁有的。別怕,我沒有犯罪,只是「我哋係社工,守護公義」。

許麗明:96小時的被捕支援與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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