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在一個一國兩制的論壇上發言，他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釋法權，但具體如何釋法目前沒有一個明細的機制，如釋法原則、規則和程序、釋法的法律效力，人大釋法與香港法律的關係等，他提出釋法制度化。不清楚是否因為長假期，市民並不留意新聞， 或者是對內地官員、學者，對一國兩制的演繹，已感到麻木，無奈，社會反應泠淡；但從一國兩制角度來看，人大釋法制度化的說法，會對法治帶來很大衝擊。
回歸後，人大常委曾多次釋法，除了少數涉及外交和技術性案件，大部分在社會引起很大爭議 ，對香港的法治制度和司法獨立帶來負面影響。饒戈平沒說是否有實際需要現在提釋法制度化，實際也可能沒有；他為何要提，答案可能在他演詞內的另一段說話。他說：
回歸20年的實踐證明，僅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足以掌控和把握一國兩制的正確航向，必須由國家、 由中央來擔任船長和舵手。
中央對一國兩制作出重要調整，要親自擔任船長和舵手，在2014年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有端倪，文件內說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人大常委有權釋法，過去會等待香港法院作出終局判決才釋法，去年的候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惠禎宣誓案件，中央打破自我制約的慣例，原因是改變了思維，認為中央擁有的權力，應用則用，甚至要用盡，不應太遷就港人憂慮而不用，今後要應用則用，也要向港人講清楚，因此釋法要制度化、增加透明度。
一國兩制在制度上存在基本矛盾；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香港法院享有終審權，對保持法治制度，市民和國際社會對97後香港的信心十分重要。中央亦明白，基本法第169條對香港法院行使解釋權有明確規定，條文的精神，是中央不主動釋法，以體現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中央近來常說勿忘初心，是誰忘記初心？
在同一個論壇上，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說，國家無意將香港內地化，沒有兩制，香港將失去價值；王振民的說法與饒戈平說中央要做船長和舵手，釋法要制度化，令人感到混亂、不安、憤憤不平，心裡面想，中央當年不是說要搞一國兩制，怎麼現在說勿忘初心，又在搞釋法制度化等會破壞兩制的做法？還要不要一國兩制？
(本文來自5月4日港台《左右紅藍綠》 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