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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真相的距離


【撰文:小檸樂】

星期六晚上,於反送中運動中辭世的科大學生周梓樂的死因研訊在遺憾之中落幕。跟另一位在運動中不幸離世的少女陳彥霖的死因研訊一樣,陪審團最終作出「死因存疑」裁決。我們距離真相,最後就是一步之遙,也是無法跨過的洪溝。

死因裁判法庭的研訊,有別於一般民事與刑事法庭聆訊。前者是糾問制(inquisitorial)聆訊,後者卻是對抗制(adversarial)的聆訊。死因庭中不會探討刑責或民事責任誰屬,各方基本上只有一個目的──找出死者死亡的直接及間接原因,因此研訊中沒有敵對的兩方或多方。適用於民事與刑事法庭的一些證據法原則基本上並不適用,例如各方代表向證人提問時,皆可以適度地以引導式的提問(leading questions)協助法庭尋找真相。

在整個研訊中,有數件事件想必讓不少香港人與筆者一樣,感受甚深。其一當然是兩位曾經在現場對梓樂進行急救的義務急救員,應周爸爸的請求,上庭作供。即使要回憶傷痛、無力感滿溢的時刻,冒著從此身處鎂光燈下的風險,仍願意說出親眼所見的真相,令人欽佩。

另外教筆者好生敬仰的,就是死因裁判官高偉雄先生對待案件的認真,為了找出真相努力不懈的態度。社運案件中最累人的預備環節,當數在媒體片段中「眾裡尋他」,這也是我們辯方律師團隊恆常的一大工作。往往在片段中風風火火的時刻,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有時也能喜出望外地找到對被告有利的一個瞬間。而聚精會神地看閉路電視的片段,卻比看暴動現場的影片還要痛苦得多。十多小時的片段,可能大部分時間,是一點動靜都沒有。能夠以一人雙眼,敵過警方平日在片段中找尋暴動被告的數百雙金精火眼,找到捕捉到梓樂墜落一瞬間的片段。死因裁判官投放其中的努力、心血、光陰可想而知。

同是司法機構的法官,有些法官手裡掌握被告的命運,不忘的是驅逐法庭中戴著黃色口罩的律師及旁聽者、考究為何醫院會有黃色雨傘的問題;也有法官只為尋找真相,撫平生者心中的傷痕,明知可能事倍功半甚至一無所獲,仍努力地、默默地順藤摸瓜。能夠不論身處何時何地,仍克盡己任,不放過每一個接近真相的機會,也許就是亂世中每個人都能做,卻也最難做到的事。

以上內容為筆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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