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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任全牛】釘牌在即回想當日接12港人案 任:跟港人一樣,即使無力改變也應該去做


受家屬所託協助12港人的中國維權律師盧思位,上周五遭「釘牌」,另一名律師任全牛亦將面臨同樣命運,但當局臨時延後原定於今日召開的聽證會。任全牛上星期由河南到了四川成都聲援盧思位,一度被警員帶到派出所,以阻止他參與盧思位的聽證會,事後又再坐了十幾個鐘車回河南老家。

任全牛做律師10年,接過多宗人權案件,包括聲援香港傘運、反送中的維權人士謝文飛、到武漢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張展。他又於2016年捲入「709大抓捕」事件,遭當局刑事拘留約一個月。以至最近的12港人案,任全牛解釋一再犯險的原因說:「感覺是責任,就責無旁貸。我認為就跟港人一些行為一樣,可能大家也知道,面對這麼強大的一個權力,你的聲音可能根本就被無視,但是呢,這是應該做的,即使你無力改變也應該去做。」

未來,任全牛料生計不成問題,只是頗感遺憾,無法再以律師身份參與這個時代的事情。

任全牛(右一)與其他人權律師上周三到四川成都聲援盧思位,結果都被帶到派出所,圖為眾人獲釋後所拍。

任全牛受黃偉然家屬所託代理案件,但直到案件審結,他都未能見上黃偉然一面。黃偉然最終於12月30日被裁定偷越邊境罪成,判監七個月。就在判刑翌日,河南省司法廳向任全牛發通知書,稱當局擬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

「釘牌」在即,任全牛回想當初接下案件的心情,不旦沒有半點猶豫,更直言很高興,「因為這幾年網上也看了很多,一些港人很悲壯、轟轟烈烈的事情。聽到這樣一個案子,又是參與過反送中的這些人,當時就覺得,責無旁貸。」而且案件本身不是危害國家安全那類敏感個案,「所以說,作為一個普通的案子就接了嘛,當然背後也是,心理上也有一種對他們的崇敬,對這幾年港人的付出(崇敬),有這個成份,就想能夠幫助他們也挺好。」

答應之後,任全牛試過兩次去鹽田看守所要求見當事人不果,到過鹽田檢察院投訴,亦都有接受採訪。當地「維穩部門」於是恐嚇、警告、要求他盡快無條件退出,但任全牛沒有理會,因為以往代理維權案都有類似情況,只是今次較嚴厲。不過他坦言,後期已經跟維穩部說了,暫時不會去要求見面,亦不會受訪,只是堅持不退出。

有國保警告過他:「可能對你的執證產生影響」,但任全牛其時不以為意,「我當時覺得他只是說一說吧,因為加上後期我等於說對他們是有所退讓的,我覺得應該沒問題,但是沒想到就突然出那麼個東西(釘牌)。」

任全牛兩度要求見當事人不果,到鹽田檢察院控告公安局涉嫌違法剝奪當事人辯護權。12港人關注組照片

黃偉然在港的家人不諳內地法律,任全牛是他們在內地唯一信賴的對象。任全牛說,就是基於這種被信任、感受到家屬的無助,所以無辦法答應退出代理。平日跟國家機器打交道的律師,說起這些也是五味雜陳:「黃偉然的年齡也很小,比我小10來歲。他妻子,有時候聊天的時候他們落淚,或者說自己家裡那些,我心裡也是、也是感覺,這個,就是,是有一種情感在裡面,聯繫長了,自己就沒有辦法,就是不管這個事情。雖然我做不了太多,但是我也不能說不管了這個事情。」

河南省發出的擬釘牌通知書,指控任全牛於2018年11月代理的一宗法輪功案件時,在庭審期間的行為違反了《律師法》。據任全牛的了解,事源他在庭審結束後,庭長蒲升元「給大家講政治」時,任全牛見時間不早,已經晚上9、10點,他就舉手說時間很晚了,料因而令蒲官不悅,投訴指任全牛否定國家認定的邪教定性。

「那個法官這幾年也有參與很多起這樣的案,他也給北京好些律師去了(投訴)類似內容,沒有聽說一個律師是因為這個事吊證。(自己被吊證)背後原因是不知道,我認為肯定是跟港人案有很大關係。」任全牛說。

黃偉然家人得悉任全牛將被釘牌後,感到非常震撼和惋惜,形容任全牛「這四個月來他不畏強權,堅持陪我們度過了人生最灰暗的四個月」,又指任不停被當局「請喝茶」仍堅持不退出,還安慰、鼓勵他們,「聰明不能代替道德,智商不能代替良知;他被吊銷律師執照不是他的過錯,而是國人的損失。」

任全牛回應說:「實際上更多是我們應該做。我們現在也沒有幫到太多,是想做一些事情,但是,各種原因吧,沒法做。但我覺得更應該感謝(他們的信賴)。」

12月31日,河南省司法廳向任全牛發通知書,擬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資料圖片

任全牛現在40歲,律師生涯將告終。他說,自己應該是被吊證的人權律師當中最年輕的一個。他覺得沒有後悔,但有遺憾,「遺憾自己如果不能做(律師),這個時代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可能就不能以律師的身份參與,很遺憾。」

問起當年成為律師的初衷,任全牛說得坦白:「我當時也是一個很無知的,通俗點的話:有點腦殘吧,對很多事情不了解,從小受那種教育,甚麼都不知道。」任全牛本來是打算做民商案件,當個普通律師,賺些錢,過好一點的生活。

2010年取得律師執業證書,兩年左右,任全牛接觸到一些因維權被捕的愛滋病人,漸漸進入維權律師的圈子,代理了一些信仰、維權、拆遷的案件,「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好像是天意一樣,不是我非要做這樣的事情,不是這樣。」這些年,任全牛代理得較多的是法輪功案,「很多都是老人、挺好的人,就是因為自己的信仰而被很嚴重的迫害、判刑。」

這一路走來,太太總是擔心他,「她也明白,社會上很多事情、很多不公,擔心是擔心但並沒有阻止我,或者是反對,只是擔心說不定某一天怎麼樣了怎麼辦。」事實上,任全牛有想過接少一些維權案,但從沒想過退出,「自己雖然不能改變結果,但是這個過程,只看重過程去參與就行,所以有時候也很難拒絕,就一直在做。」

「做的時間長了以後,就感覺是自己的責任。感覺是責任,就責無旁貸,我認為就跟港人一些行為一樣,可能大家也知道,面對這麼強大的一個權力,你的聲音可能根本就被無視,但是呢,這是應該做的。即使你無力改變也應該去做,就是出於這樣一個心態,就做吧,能做到甚麼時候就甚麼時候,盡量的去注意,但是有時候,他(政權)找藉口那是太容易找了。」任全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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