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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壞的時代搬回香港——夏博義


大律師公會2017年兩陣對壘,導致大狀之間一度埋下不和。夏博義在公會網頁強調,要排除政見,做所有大律師的主席。他說留意到建制陣營認為公會太批評政府,會盡力聽取他們的意見。但他強調,作為大律師公會主席,需要為法治發聲,正如過去太平盛世的公會主席一樣。張凱傑攝

人權大狀夏博義(Paul Harris)月初在戴啟思手中,接下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擔子。他在會見傳媒時,用帶英國牛津腔的廣東話說:「我好擔心香港嘅……自由唔會繼續,我會喺我嘅(任期)嘗試保護香港嘅自由,我會……盡力。」戴啟思在周年大會結束後,下樓看了一看,與相熟記者揮了揮手轉身離開,把鎂光燈留給牛津相識至今的夏博義。

今次已是68歲的夏博義人生中,第二次決定搬來香港。他半開玩笑說,第一次是因為認受不了九十年代的倫敦地鐵,其實當時也受戴啟思的鼓勵來港,見證香港回歸及監察人權狀況。

十多年下來,他景仰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及他形容最守法的另一好友關尚義先後被捕。他憶述,聽到關尚義被捕第一反應是:「我們真的活在很壞的時代。」

官媒批評他和公會「煽暴、縱暴」、「妄議」國安法,在他接受眾新聞專訪後「兩辦」再出聲明砲轟,質疑公會「能否承擔起法律賦予的責任」。可是夏博義新著作中有話直說,批判若非反修例示威暴力加劇及「無大台」,就不會有國安法,看前一點,1999年燒國旗案中他在終審庭陳詞說,其他刑事法例已做到維持公眾秩序,如他質疑香港示威衝突無須出動國安法,二十多年,始終如一。他無變,是香港變。

街頭巷尾話題是要不要移民,電話卡要不要買漫遊功能。夏博義的選擇是留在香港,因為比留在英國有用。

疫情及國安法改變香港,也改變了夏博義。這位資深大律師在牛津當地報章自述,他去年三月香港疫情稍為喘定來港處理一宗案件,當時英國全國進入封城,他本來想暫時留在香港。其後先有李柱銘、吳靄儀及多名民主派人士被捕,再有國安法生效。

當時出任牛津市議員的夏博義在文中說:

經過幾番思量後,我決定我在香港比在牛津可做的多,我應該要搬到香港,及繼續代表在國安法被控的人出庭。

他2020年下半年克服時差,一邊兼顧本港大律師工作,同時遙距地處理市議會工作。他舉例說,有時一日代表喊港獨口號的二代美國隊長出庭,另一日則可能處理牛津區內教堂的擴建工作,反差相當大,見到香港事態發展,他最大感慨,是原來如此容易便失去自由。

12月初時,有多名資深同行建議他擔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一開始以為他們說笑。對方成功說服他香港這時候,正需要熟悉人權及憲法專家。

夏博義與香港的淵源,要由英國牛津說起。夏博義與戴啟思同入讀牛津大學林肯書院,兩人年紀及學科不同,戴啟思讀英文及文學,夏博義讀法律。

夏博義畢業並取得大律師資格後,無即時執業,為了生計,先到英國內政部做公務員,其後因工作沉悶,申請轉到英國外交部工作,專責處理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及也門等非洲國家糧食援助及外交工作。當時上司彭定康熟背數字、面對國會議員從容不迫令他留下深刻印象。

在八十年代末,夏博義再次重投大律師行列。1991年,英國大律師公會因為競爭後選出一名支持改革的公會主席上場,宣布成立人權委員會,關注世界各地的人權問題。委員會工作重點,是確保海外法官及律師不受迫害,其後委員會更脫離公會獨立運作。

當時經驗尚淺的夏博義毛遂自薦下,成為人權委員會首任主席,再次發揮在外交部工作的經驗到非洲、南美州、亞洲等地關注及倡議人權和法治。

最深刻的一次經歷,是在非洲小國馬拉維獨裁者Hastings Banda治下,夏博義成功獲准到監獄探望一對分開囚禁多年的律師夫婦。夏博義用沉厚聲音,模仿着年老獨裁者如何會見他們期間,一邊用手杖拍枱向他們施下馬威,一方面表達曾在英國求學、如何景仰英國文化。律師夫婦其中一人死在監獄,另一人在爭取下獲釋。

無錯,人權工作是危險的。但在當地的人面對危險,比訪問的人高100倍。有些人說我們不應以身犯險、或者工作無意義,但我們去這些地方見的人比我們面對更大危險,我們到當地也令他們較為安全。
夏博義(右三)2006年獲委任資深大律師,同期獲封資深大律師有:(左起)謝華淵、譚允芝、夏利士、黃國瑛、夏博義、莫樹聯和高浩文。《蘋果日報》圖片

1993年時,他來港並認識李柱銘、陳文敏、李志喜等法律界及關注人權人士,他們異口同聲向他提及,香港需要一個類似英國人權委員會的機構,確保回歸人權承諾有所保障。在當時已私人執業的戴啟思鼓勵下,他移居香港執業,並與陳文敏、陸恭蕙、何喜華創立香港人權監察。大律師羅沛然為他取了夏博義的中文名。

夏博義笑說:「我當時已受夠了倫敦的生活,每日地鐵都故障。現在好了點,九十年代是非常非常差。⋯⋯我當時想,如果我在香港住,就可以在大嶼山住,然後每日坐船上班。」

熬過九七,他多年一直打人權、憲制及民事案件,涵蓋示威權(吳恭劭國旗案、楊美雲案)、言論自由(曹文傑訴廣管局,法院推翻廣管局就同性議題節目的勸喻)及反人口販賣案(ZN訴律政司司長,高等法院裁定香港未履行責任保障免受勞役或人口販賣)。及至他2008年返英定居後,仍間中來港參與案件或拜訪故友。

夏博義熱愛騎單車,他常向人說,來香港是因為騎單車然後坐船上班。Oxfordshire Liberal Democrats圖片

夏博義與另一好友、律師關尚義原先的期盼,是香港成為亞洲區內自由及法治先驅。在他推動下,人權監察在亞洲區其他地方選舉時監票。1999年東帝汶脫離印尼獨立,香港大律師公會派戴啟思等多人到當地培訓法官和律師,介紹陪審團等制度。

他甚至曾在《南華早報》撰文,建議香港可成為亞洲區的海牙國際法庭,處理亞洲區人權爭議。誰想到,十多年後,關尚義因為民主派的初選而被指涉嫌違反國安法名義遭拘捕。同期,律政司司長要在網誌「成功爭取」香港律師可借調到海牙短期工作,並感謝中央支持。

作為律師,必須抽離一點看待法律及證據,所以夏博義個人信條是不能代表朋友出庭。「如果代表一個非常好朋友、我一定要令他免於牢獄,我可能更大壓力,庭上表現差,還不如找個不那麼熟悉他的人。」

回想起關尚義撐著拐杖走上警車,夏博義說:

他只是做合法的民主活動,他一直都是民主和人權倡議者。大家看到,他在被帶離辦公室前高喊,「我們要繼續為民主和人權努力」。這樣的人都被捕,是社會變質的現象。

2006年戴啟思在資深大律師委任儀式上,形容夏博義也是一個法律學者,當中提及他撰寫《示威之權》(The Right to Demonstrate)。(另一部分則是法律書籍中有關香港選舉法篇章,當時剛人大釋法,戴啟思以十年如一的黑色幽默說,夏博義寫書工作比選管會主席稍微容易一點。)

根據夏博義早年訪問,他因為在終審法院審理楊美雲案時,感覺沒有太多有關示威權利書籍參考,所以案件後埋首撰寫《示威之權》(The Right to Demonstrate),希望寫給律師看。在2014年佔領運動爆發後一個月,他在牛津寫完《Raising Freedom’s Banner: How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have changed the world》(捍衛自由,和平示威簡史),回顧每場主要示威及歷史背景,希望告訴一般讀者,示威在堅持和平,可以推進社會進步,其實是保護社會安定繁榮的安全閥,「它讓強烈的情緒以不失尊嚴、有意義的方式宣洩。如果這條渠道被阻塞,這些情緒將循更有害的途徑噴湧而出」。

書中同時批判近二十年,示威者越來越多採取直接行動,但可能令當局嚴厲執法,對和平示威添加不合理限制。對夏博義而言,示威成功需要參加者恪守非暴力原則,紀律嚴明,再加上甘地創新及領導特質,天時地利才成功。

書要到2015年才出版,當時的結語引述英國史學家H.A.L. Fisher說:「進步並非自然法則。這一代贏得的,下一代可能失去。」(Progress is not a law of nature. What is gained by one generation may be lost by the next)。

夏博義新書回顧示威,可是拷問香港沒有馬丁路德金及甘地等領袖。眾新聞圖片

中文翻譯本在2020年12月出爐,可仍是錯過2019年水銀瀉地的反送中示威。當時書中結語一語成讖。

官方喉舌和西環大概未及訂閱老對手的新書,夏博義在增訂版嚴厲批評暴力示威者私了、毀壞「藍店」等行為,及運動無領導、無策略,為北京製造訂立國安法立法時機,造成他形容比《逃犯條例》更差的「災難性失敗」,日後難再示威。

外國傳媒盛讚香港「輸出」流水式示威,夏博義卻痛心快閃破壞財產及公物,他感到痛心,因為人們不能享有受法例保障的違法權利。

夏博義在書中反問:

若示威運動放棄法治,蛻變成漫無領袖的城市遊擊隊,會怎樣?2019年的香港將永遠是一個有益的警告。

他在2019年約10月、11月時,曾經以觀察員身分到場觀察示威及警方執法,看到示威者在街道上搭磚陣。街上年輕人高叫「時代革命」口號,但夏博義心底是和平改進的一派。「如果在逃犯條例暫緩時有人叫停示威,我們不會有國安法,我們仍然會有我們多年前認識的香港。」

北京及建制派說國安法停止動盪,夏博義說所有涉嫌犯法行為都可以在本地刑事法律處理,如今只是要鎮壓反對聲音,示威適得其反。可是對本港警察,他也小心地求證開實彈數目(大約12發實彈)後說,相對美國、法國或義大利,面對同類暴力示威,當地警方採取的情況可能更差,儘管社會感覺警方似免於受罰,當務之急是改進警察投訴制度。

「我1998年見過一名年輕女子被捕後被毒打,電視台不敢報,我看了。所以這不是新事物,實際上,世界上所有警隊都有粗暴行為的成分,這是警政的問題之一。」

「現在發生的持續數月的示威。我不質疑,有些情況下和平示威被捲入衝突或粗暴對待。但我見過很多片段衝突持續,包括一批暴力分子破壞商舖,這遠遠談不上是合法的政治活動。即使他以某種名義行事,也不改變是犯罪。」

有年輕人說法治已死,夏博義說社會仍然相信法治,相信香港有好的法官,因為沒有法治,等同摧毀了香港的基礎,外國人不如改去上海。

香港法治制度是如何,是典型半杯水的情況,夏博義選擇繼續爭取。張凱傑攝

英國政治人物曾要求英國最高法院停止派法官擔任非常任法官,他私下嚴厲批評,幾乎要寫文反駁。可是親中報章仍對他和公會扣上「攬炒」。

夏博義說,香港情況遠遠未到要談論是否保留海外非常任法官的問題,自己也不想特別假設什麼情況。在記者追問下,他補充,假設終審庭做了對的決定,例如秉持基本價值,遭人大常委會介入及扭轉結果,他可能會支持(停止海外法官來香港)。 

即使在國安法,海外法官也能繼續下去?夏博義又把問題帶走,國安法是有問題,例如和平非暴力提倡港獨或結束共產黨統治,今時今日會被控違反國安法,但他認為國安法條文中「分裂國家」罪只能局限非法行為,不能以言入罪。

「我想,總有一個點是覺得不能繼續下去,或者不能再為不被尊敬的制度維持體面。」

「但現在未到這個時候,我希望,他們(海外法官)可以留低。」

這次他「二次回歸」,北風吹得凜冽。夏博義坦言,可能要等到北京改變政策,香港局勢才變好。不過,他不論二十多年前剛來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或是兩本示威的書中,對港人同一個寄語。

「可能到最後都無希望,我們不知道未來會點,但如果什麼都不做就放棄,那就真的無希望。」

夏博義另一興趣是觀鳥,經常放假到米埔,但中環也可看到雀鳥。歷年來,他在香港觀察到409種雀鳥品種,「我的袋中經常有望遠鏡」。圖為大冠鷲(Crested Serpent Eagle)。受訪者提供
灰頭麥雞(Grey Headed Lapwing)受訪者提供
彩鷸(Greater Painted-Snipe)受訪者提供
蠣鷸(Oystercatcher)受訪者提供
鳳頭鷹(Crested Goshawk)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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