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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律政司力銷國安法重要性 23條未立已適用 終院「圍攻」律政司演繹等同無保釋


今早黎智英被押送到終審法院。 (EYEPRESS圖片)

終審法院周一(1日)開庭審理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國安法一案,處理國安法第42(2)條下保釋的詮釋及門檻。律政司一方多次講述國安法是全國人大決定訂立的背景,法庭要在此前提理解及詮釋法例。雖然《基本法》第23條未正式立法,律政司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庭上卻稱,法庭考慮批出保釋時,要考慮被告會否干犯未立法但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例如《基本法》第23條禁止香港政治組織與外國政治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終院開庭審理一天之後,宣佈押後裁決,黎智英須繼續還押監房。

終審法院多名法官連番質疑律政司一方的說法,非常任法官陳兆愷質疑《基本法》23條下的罪行未立法,為什麼法庭要考慮?首席法官張舉能也質疑,街上所有人都可合法地做的行為,但被控違反國安法的被告卻因此被拒絕保釋,「這不是幾奇怪嗎?當所有人都可以做,點會幫助維護國家安全?」

對於周天行質疑,根據國安法字眼,不論法庭對被告保釋條件嚴苛與否,對國安法下批出保釋無關。法官質疑,雖然律政司說國安法第42(2)條並非無保釋,但律政司對條文的理解,尤其法官只能根據字面理解、不考慮施加保釋條款,國安法下近乎完全不能批出保釋。

非常任法官司徒敬直言不能理解律政司的說法,常任法官霍兆剛形容,法庭要平衡被告可能會干犯或不干犯違反國安法行為,質疑究竟點解(why on earth)法官不能考慮施加保釋條款?另一名常任法官李義甚至形容律政司說法「極端」。

代表律政司的周天行在辯方無爭議下,仍然多番講述國安法的重要性及憲制地位,包括全國人大在去年5月立法是保障國家安全,中央政府有根本責任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即使保障人權條款都要在保障國家安全的背景下理解。周天行又說,國安法與基本法有衝突的一說,或者誰比誰法律地位高的說法,是純粹虛構,兩者必須同時理解,辯方同樣無爭議。

進入戲肉部分,律政司一方提出兩個關鍵論點:

一、高院法官在唐英傑案錯誤理解國安法下保釋規定,認為應分開兩步理解國安法下的保釋規定,一是法庭應先考慮國安法第42(2)條,即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準予保釋;第二步才考慮《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條中一般的保釋程序;在第一步而言,律政司認為法庭不應考慮保釋條款的影響;

二、國安法第42(2)條下,法官需要考慮被告會否繼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並不限於國安法或香港特區現有法律。

雖然周天行聲稱,國安法下並非絕不能批出保釋,但有關權利並非絕對,也不會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他接納法官說法,保釋法官要考慮的,是被告將來一段時間會否繼續干犯違反國家安全行為,而非假定被告已經定罪,期間法官可以考慮所有席前的證據。

不過,在上述兩個基礎論點上,終審法院法官都多次質疑周天行說法。周天行說,國安法下保釋門檻是法官有「充分理由」(sufficient ground),有別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要求法官信納有「實質理由」(substantive ground)。

一直推動法庭試用中文審訊及裁決的非常任法官陳兆愷打響第一槍質疑,如何判斷前者比後者更嚴格,及誰決定?周天行說,前者是要求充分及完整的證據,但《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下只要有一件證據,法官便可批出保釋。

當周天行提到,保釋條款對是否批出保釋無關,早年曾在律政司工作的非常任法官司徒敬隨即質疑,如果法官透過施加保釋條款及確信被告不會再次干犯國家安全罪行,為什麼無關?是否有欠公平?

常任法官李義質疑,法庭純粹考慮被告會否再次干犯的風險,無理由保釋條款不相關,認為難以理解為什麼法庭要在考慮42(2)條時,忽略保釋條款。首席法官張舉能進一步說,如果由法庭控制保釋條款,例如控制居住地點、可與什麼人接觸,是否使用電腦,為什麼批出保釋時不能加以考慮?

周天行多次重複,應該根據國安法第42(2)的字眼理解,因為問題攸關國家安全。在多次追問下,周天行說因為保釋條款如交出旅行證件及門禁,都是假設被告願意遵守條款,但在國安法的情況而言,失手的代價(即棄保潛逃)太大,公眾承擔不起。

司徒敬聞言質疑,如果法庭不能考慮合理措施防止重犯,律政司說法近乎是無保釋條款,但周天行否認,表示問題不是被告是否應釋放,而是應否繼續還柙。

對於律政司談到保釋法官考慮被告其他行為,包括《基本法》23條,一向較溫文的陳兆愷也罕有發火質疑詢問:「如果本身合法,為什麼法官要考慮呢?」

周天行解釋,律政司理解保釋要考慮行為分三種,分別是國安法、本港法律,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陳兆愷說,如果是危害國家安全行為,豈非可能睡覺都會違反國家安全?

李官及司徒敬分別指出,國安法其他條文只針對已生效的法例,例如國安法第8條列明是執法及司法機關執行「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李官說,明白國家安全重要,但將不是罪行行為套用,怎樣有助國家安全?

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則批評,即便被告提出最嚴格的保釋條件,但根據控方說法在國安法下,法庭根本不能批出保釋。「如果被指控間諜的被告交出電腦、電話、傳真機,截斷電話線、WiFi,但控方認為他仍不能批准保釋,我看不到有什麼情況可以批出保釋了?」

他提醒,在國安法下除了嚴重控罪,也有判刑三年的輕微控罪,「不可以說只說國安法是控罪」。

他批評,控方嘗試循環論證說因為國安法嚴重,所以就不應批准保釋。「正因為(控罪)嚴重,控方不正是要看被告提出什麼(保釋)條件,如果滿足條款的話,控方不是更開心嗎?」

黃狀又引述英國案例指出,即使有恐怖份子被控都曾經嚴格保釋規定下批出保釋,但如果根據律政司,一涉及恐怖份子就不能保釋。」

律政司庭上質疑,代表黎智英的一方間接挑戰國安法第42(2)條的合憲性,並引用終審庭吳嘉玲案說,本港法庭無法質疑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行為的合憲性。

黃繼明則說,辯方立場是法庭根本無需處理憲制性問題,認為只收窄至處理到底高等法院周家明及李運騰在唐英傑案中,到底是控方或辯方有舉證責任證明被告可獲保釋。黃狀說,如果高等法院兩名法官做法正確,則黎智英已勝出本案,無需處理憲制性問題。

黃指出,根據普通法的預設立場,是應該推定批出保釋,即使條文寫法稍稍傾向預設不批證據,應該由控方提出證據證明。同時,他促請法庭考慮無罪推定原則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等人權保障,國安法42(2)條的預設立場應是批出保障。

不過,常任法官李官質疑根據國安法的字面理解,無論舉證責任誰屬,難以將預設立場說成是會批出保釋。

首席法官張舉能也質疑,高院在唐英傑案中將國安法保釋與普通刑事法無分別,可能變相改寫國安法第42(2)條。

黃繼明回應說,高院在唐英傑案中,已留意到國安法42(2)可能不同一般保釋,認為法庭不應猜度或過分解讀原審法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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