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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佬成長記


上一篇多次提及文革,一來乃現實使然,二來我的本科畢業論文寫的就是紅衛兵運動,對文革情況有點認識。

該論文的導師連浩鋈教授,在港大歷史系教授中國近代史凡廿多年,桃李滿門,本港中學歷史教師不少出其門下。連師曾是教育局和考評局的重要合作夥伴,但凡主講專業發展課程,立論嚴謹,旁徵博引,整理出來的筆記,已是份量充足之學術著作,部分可於教育局網站下載,部分則由天地圖書出版(《崢嶸歲月:當代中國歷史(1949-2000)》)。讀者不論立場,讀之均有裨益。

筆者於1989年考入港大,與連師亦師亦友凡三十載。在學時向他討教中國近代史之種種,既是學習,亦是樂趣。連師講述的個人小故事(這是老師袋錢落你袋),乃學習治史態度之捷徑。其中一個故事發生在他於英國攻讀博士學位之時:其導師讓研究生們參加公開研討會,因深明初出茅廬者多有顧忌,遂循循善導之曰:你們勿只懂枯坐,細心聆聽之餘,講者的論點和推論過程若有商榷之處,不管是多大的學者,亦不妨勇於發問,提出看法,無需顧忌;衝破權威桎梏,方能好好治學。換言之,訓練獨立思考與發掘新史料同樣重要。筆者受教於連師,畢業後以獨立思考為讀史觀世的不二法門,凡事據理力爭,對人如此,亦要求別人對我如此,莫以我為權威。當然,在大亂而大治的新香港,「獨立思考」可能已退變為很西方很遙遠的事;若想「襟撈」,「指公文化」(直豎姆指)可能更合於大道。(某友於70年代參加高考(HKAL),回答歷史科某題時,認為該題出錯,遂以大量史實將題目批得體無完膚,結果考獲A級佳績。這個水平的「獨立思考」,已成絕響。)

另一恩師程愷禮教授(Kerrie L. MacPherson),是公共衛生史和上海史專家,為我的廣州史博士論文提供適切的指導。她對我的一個重大影響,與「歷史書寫」有關。故事是這樣的:論文初稿被老師改到開花是常識吧,有一次,我將原始資料恭錄不誤,大意是:晚清時,廣州每年從廟中抬出祝融(火神)神像遊街,祈求免遭回祿(火災),此舉十分迷信。

程師把「迷信」一詞圈起,問:為何說它迷信?

我:神像遊街祈福,還不是迷信(總不能說「我抄咋喎」吧)?

程:如果人家深信這是對的,你憑什麼說它迷信?

我:……

程:為什麼你要將「相信」講成「迷信」?

我:……

程師的提問,一言驚醒繆騫人。想當然地將某事扣上某詞/某性質,除了膚淺的指控(或讚美)外,往往只是濫用「常識」,甚麼也沒說。我們試將「迷信」一詞放在另一語境考察。根據馬克思科學共產主義,當生產力發展至頂峰時,無剝削、無國家、無階級、無貨幣的共產主義便會誕生。生活中不再有私人金融財經的人們回頭看史,有權將「古人」對金融財經的熱忱說成「迷信」嗎?權當然有,但若如此,該詞不是純粹描述歷史現象,更可能是鬥爭(成功)的紀功碑,宣布「無產階級葬送了迷信的金融」。想像一下,這些相信(尚且不用「被洗腦」一詞)「金融財經」為「古代迷信」的人,穿越到21世紀的今天,找古人訪問:你們為何要搞炒樓炒股票玩財技等迷信行為?

以上思考,徹底改變了我對歷史和語言的看法和用法。書寫歷史(以及其他文體)時,文字、思想必須「乾淨」,敘事避免用「常識」作指導:一般而言,汪精衛不加「漢奸」;孫中山不加「國父」、「革命先行者」、「革命家」;不以新為必好,不以舊為必壞(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太大,問題太多)。不作無謂的一語定性;當然,戲言和諷刺(satire)則例外。

朋友可能會問,讀研究生都可訓練腦袋嗎?這要看造化。某年,某陸生跟隨某教授「研究」美國史,極盡文抄公之能事,被多次警告後惱羞成怒,將教授借給她的新著用𠝹刀from cover to cover𠝹個稀巴爛,師生不歡而散。也要看畢業後的際遇。若按上峰要求從事批鬥,指鹿為馬,出賣專業甚至出賣恩師,那無論學過什麼,也是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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