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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院一退再退 法治屏障驟失


黎智英保釋申請的終極上訴,上周初有了裁決,終審法院裁定律政司上訴得值,批出保釋許可的高院法官原則上犯錯,沒有認清國安法下的保釋門檻,比一般刑事罪行高,黎智英須繼續還柙。這個裁決突顯了終審法院唯全國人大之命是從,人大制訂的港區國安法,即使撤銷了普通法制度下刑事案被告最根本的人權保障,如無罪推定、陪審團審訊,終院也會照單全收,香港的法治屏障已告消失。

平情而論,終院並沒有讓律政司一方大獲全勝,終院幾位常任法官在庭審時,也向律政司代表提出了不少尖銳問題,質疑為何國安法被告不可保釋,那怕法院頒令對被告保釋後行動作了多重限制,風險已經大大消除,為何律政司仍不接受允許被告保釋,這些質疑和判語,為黎智英及日後其他國安法被告申請保釋,開了一道窄窄的門縫,留出了一絲可能,但大體而言,終院同意律政司一方對國安法的字面詮釋,原來的刑事審訊制度是假設被告有權保釋(因為無罪推定,未定罪前假設被告清白),國安法修改了這個假設,倒過來變成假設不准保釋,除非法院有理由信納,批准保釋不會對維護國安有風險。在新的不能保釋的假設下,被告要說服法院准其保釋,變得異常困難,即使最終罪名不成立,也可能長期被覇留失去自由,這就令國安法下被拘捕的人,隨時失去最根本的人權保障,只要審訊拖延,就等於長期被囚禁。最新的例子就是網台主持傑斯,主審法官就是引用黎智英案判詞拒絕保釋,還柙至5月再訊。

唐英傑案是首宗國安法檢控。美聯社圖片

除了反對保釋,律政司對付國安法被告人,剝奪他們正常的被告人基本權利,還有不少招數。例如引用國安法第46條,該條列出了三種情況,允許律政司出具證明,毋須陪審團審訊,該三種情況為:「保護國家機密、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或者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唐英傑案是首宗國安法檢控,此案案情為被告人開著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衝向警員,明顯不涉國家機密,也沒有涉外因素,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若選出陪審團,陪審員或家人會遭威嚇,律政司卻依舊反對按常規交陪審團審訊,以國安法46條三種情況後有一「等」字,強行加上新的理由,「有可能會妨礙司法公義妥為執行的實際風險」,但到底為什麼有陪審團就有這個風險,律政司並沒有解釋,公眾唯有推斷,律政司自知國安法檢控政治色彩濃厚,害怕由公眾隨機選出的陪審團激於義憤,作出釋放被告人的無罪裁決,為了增加定罪機率,所以千方百計阻止設陪審團。就這樣,重大刑事案例必有陪審團審訊的普通法根本制度,就在國安法一個「等」字及律政司堆砌的理由下消失了。

從此以後,但凡警方用國安法拘捕檢控,被告人就要面對未審訊先長期囚禁,審訊時沒有陪審團,主審法官必須是特首指定的國安法法官名單上的法官,無論這些安排如何不合理,如何牴觸《基本法》明文保障的原有刑事審訊制度,法院都不會理會,因為國安法是人大制訂的,而終審法院已表明唯人大之命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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