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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非冷水,也非溫泉》:回應練乙錚先生對海外翼的評價(一)


引言

本來今個月希望繼續撰文講解移居德國所需要面對的問題,但練乙錚先生〈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 和 〈社運的獨立戰工群 — 帶大家浸六道溫泉!〉 兩篇文章對海外港人進行倡議工作的評論十分仔細,讀後有感,希望可以在此作出些少回應。

首先,除美國外,歐洲和德國的政治格局對香港的發展都有遙遠但實在的聯繫,這一點無容置疑。無論研判和展望是正面還是負面,均是港人應該多加討論和留意的。〈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 和 〈社運的獨立戰工群 — 帶大家浸六道溫泉!〉 兩篇文章,練先生詳細分析了「海外翼」 的問題:

眾新聞 - 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 

眾新聞 - 社運的獨立戰工群——帶大家浸六道溫泉! 

兩篇文章,走向兩個極端,單獨來看,都不應是對港人在海外進行倡議工作的正確取態。老實講,第一篇出現的時候,可能已經有不少讀者清楚這種寫作風格絕對不屬於練先生的文風,預計他必定會就引起的討論作出回應。所以,我相信只有把兩篇文章綜合起來,才是一個全面的視角。

話說在前頭,作為回應,落筆將多在少數不認同的部分,但其實練乙錚先生觀察仔細入微,旁徵博引,全部的論點都十分有力,本人多認同,尤其是 〈六桶冷水〉 一文,對於曾經就香港議題在德國有所參與的我,更是引起共鳴,因為此文的確點破了不少所謂「海外翼」的問題!

為清晰起見,我就針對「每一桶冷水」直接作些許補充: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

首先,很多民主派社運人士和流亡海外的港人有探討過Terminology的問題,認為跟外國政治人物接觸的行為,不應稱呼為「 遊說」(Lobbying),而應該稱為「倡議」(Advocation)。 我不是一個會花費時間苦思遣詞用字的人,但兩者的分別在此帶出一個需要深入討論的一點:遊說工作是花上真金白銀,通過聘用遊說者(Lobbyist)去為一間商業機構或行業為自己在政治系統內爭取有利的位置,打好將來賺取更多利益的根基。但是流亡海外的港人,兩手空空,帶給外國社會的訊息,確然只是「人權說帖」,不是人民幣,沒有銀紙的香氣。所以如何量度所謂「收益」,已經是一個重大的疑惑。

我明白所謂「收益遞減」是天然存在的事實( 總沒有國家會單純因爲人權問題而對外國發起戰爭吧),就算香港的抗爭烈度不斷上升,人權狀況不斷惡化,外國政府也不會「代你革命」,但我相信在海外進行倡議工作的港人,並不一定對於倡議工作都有一種渴求神力的期盼。有時候,爭取機會刷新外國政治人物的對華想像和中國崛起的潛在危機,已經可以種下一粒微少但實在的種子。在我與黃台仰早前轉播德國國會就制裁香港議題所舉行的聽證會的時候,亦有討論過負責中港新聞的德國記者,普遍對於中港議題的認知都不足,所以倡議工作要做,不一定是要從確實政策上的層面去做,也可以從媒體和公民社會的角度切入。

石賈墨德語補習社 - 德國聽證會轉播(主持:石賈墨;嘉賓:黃台仰) | Facebook

另外,外國政府要為自己國家的經濟環境負責,如練先生所言,可以理解,但經濟不是一個國家的全部,西方國家不會搞「 明日大嶼」的時候,講「發展就是硬道理」。 只要建立到一個新的價值觀,某程度上就可以超越經濟的框架。

綠黨崛起的故事

這裏我想做一個比較,就是綠黨在德國崛起的過程。德國「綠黨」,在七八十年代,還沒有參加全國選舉的時候,只是一堆未成主流的公民團體和政治聯盟,以綠色(Grün)和向日葵作標誌,建立政黨。

德國電視第一台(Das Erste)製作的紀錄片《綠黨與權力》(Die Grünen und die Macht),去年我在電視機前看過部分片段,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綠黨的創黨「元老」,第一次超越德國國會的「百分之五門檻」(5%-Hürde)成功進入議政廳,當時都只是三二十歲的青年,在國會發言講女權問題的時候,被傳統大黨的男人議員起鬨恥笑,認為他們胡說八道,但他們仍然面不紅耳不赤,繼續自己的主張。更加不用說,他們很多激進的環保主張,也被傳統政黨批為離地萬丈,視經濟發展於不顧。

幾十年光景過去,綠黨在世界遍地開花,而他們在德國的政治勢力亦變得所向披靡。溫弗里德・克瑞特許曼(Winfried Kretschmann)於十年前成功在我所居住的德國州份巴登符騰堡(Baden-Württemberg)成為第一個綠黨出身的州長;而根據最新的「星期日問題」調查(Sonntagsfrage),綠黨已經超越社民黨(SPD),以兩成支持率成為第二大受歡迎的政黨,有可能在今年的國會大選與 CDU/CSU聯盟黨合組執政聯盟,直接以內閣官員身份(甚至外長)參與德國決策過程。

今天我們都知道,環保議題關乎全人類的將來,所以大眾對於環保的關注程度,已經成為「思潮」,上升到成為政治的一部分。當然,以綠黨崛起作比較,算是簡單天真,畢竟綠黨崛起的遠因近因,本地人在地的政治條件和資源也不可直接比較,但光以主打環保而成功影響政治生態,打破環保和經濟的二元對立,綠黨元老四十年前也未敢想像。同樣,如何面對中國「銳勢力」的威脅,對於文明世界,也不是可以置之不理的議題。當思潮成熟,反共都可以成為「大潮流」,倡議工作可以加強現有的反共力道,消減親中趨勢。長遠而言,建立政治聯繫,擴張政治脈絡,雖然不是可以立起神效的妙藥,但也有固本培源的功用。

「光是流幾灘血死幾個人,別說換不來民主,連送中也阻止不了」這個事實呈現的顏色是慘白的。所以我想,在海外的港人如果條件許可,可以繼續進行倡議工作,比起繞起雙手來講,效果一定是正面的,不用過分悲觀。當然,怎麼做是最好,討論的空間也十分大,在此篇幅有限,就不多講, 有機會可以再深入講講。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

練先生在第二部分提出的論點,是流亡組織的泡沫化,其實就是香港人凝聚力因時間和自我鬥爭的消減。這種泡沫化現象,歷史上可見,在香港人的海外社羣相信亦會出現。

社羣的「臨界質量」和工作

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本身的軌跡,爭取政治體制的改變,猶如愚公移山,說到底都要是靠每一個人的努力,如果久久不得寸進,不能把政治當作生命全部的人未必會灰心放棄,但終究會回歸日常。在海外文化的洗刷之下,這種「冷卻」發生得更加快。但我自己覺得,這種冷卻效應,很多時候都是文化上的「臨界質量」未能達到而已。語言、文化、音樂等等的傳承,最實在的載體就是人,羣體人數不多,香港社羣(community)的生活模式的功能(functions)就不能夠完全展現。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中國人在德國所建立的社羣,規模極大,光光是大量內地人在德國建立的商會,鋪設的經濟網路,規模之大,都令人驚歎。中國人在德國想要買什麼東西,得到什麼服務,總有一個同鄉可以滿足到你需要。他們想要在外地也當家作主,敢有這樣的意識,是他們成功的其中一個因素。香港人融入外地社會,通常有正面的意願,尤其是德國這個只有三千多香港人的國家,沒有打算成為德國的一份子,可能根本就不會選擇德國作爲生活的國度。但融入社會的程度,跟聯繫工作雖然沒有衝突,但往往會此消彼長,散落在德國的香港人,猶如一滴一滴的水點,還未有匯聚的可能,就已經被異地的泥土吸收。香港人在外地,有沒有這種都要當家作主的思想,相信都會影響海外翼的發展。

香港既然是中國和世界的窗口,由始至終都沒有被上海和深圳完全代替,就證明香港的一套有其獨特的優勝之處,香港人也是一個出色的族羣,但是為什麼香港人在歐洲的影響力,還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這個問題我沒有最後的答案。

但我深信,只有生活模式的功能在社羣入面得到實踐,文化和凝聚力才有持續增長的基礎。不要誤會,我說有一個緊密的社羣,絕對不是搞China Town的思維,社羣可以是向心(concentric)而開放 的,一個不開放的社羣,亦會慢慢腐化,成為文化上隔絕於世的飛地。不過在德港人人數還未破萬,也不用去思考這個問題,有組織地保持聯繫,已經是突破性的第一步。

當然,除了「臨界質量」的問題,社羣工作也必須要靠有人肯「落手落腳」去做才成,太過懂得計算,太過在乎「效益」的人,不會「搵自己笨」。但如果真正要深耕細作的功夫,沒有人去做的話,要進行國際工作的時候,就沒有一套有效的在地(localized)基建,這個也是泡沫化的其中一個原因。

還記得當初成立協會之時,最難跨出的一步,不是如何振臂一呼,讓香港人團結起來;歷歷在目的畫面,是學習德國社團的法律框架,親自聯絡律師,委託他們辦理註冊手續,之後還有銀行開戶,其他組織和聯絡的工作等等…協助登報,接受媒體訪問,參與國會發言等等「可見」的工作,放在特定時間的維度來看,極其重要,但如果你問我,將香港反送中運動放入一個跨越時代的時間框架之中,會如何評價我自己的參與的話,這些默默無聞的工作,才像闖關遊戲入面的主任務,其他的只算是支線任務而已。

正統之爭的迷思

如果講正統之爭,在任何涉及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領域都絕對會有,因為要做連線的工作,就一定要爭取大部分人的認同,就算只有兩個人,也有兩個套想法。和而不同,講就容易,做就難過登天!

是不是每一個競爭都是「爭大台」的惡性爭鬥?不是。但眼看香港非建制派在過去十幾年的碎片化過程,我覺得性情中人對於自己理想執着特別強烈,否則也不會投身社運;但如果參與者沒有超人的自我反省和束縛,很容易就把自己的理想視爲真理,凌駕於其他人參與之上。

互相修正,分工合作是困難的,但未必不可以達到這個境界。我覺得香港人一開始反而要承認社羣之間必然存在的負面情緒,打從一開始就認識各自的不足,從而培養互補不足的意識,積極預見將會出現的衝突,尋找自己可以最大化參與的一面。在香港議題的工作,或其他我曾經有過,人與人合作之間的經驗都告訴我:直接而以事論事的理性回應,不是最動聽的,但一開始慈口善面,以為合作至上的人,往後到了執行計劃的時候,一有不滿,往往是破壞性最強。這一點我不得不承認:跟德國人做事,對於我來講,比起跟香港人共事容易得多。我跟德國人,常有真正直接而單純的交流,他們清楚自己長處短處,有何自由有何限制,這一點香港人可以取長補短。

世界很大,海外香港人,很多都是同路人,不需要把自己人放入零和遊戲的博弈之中。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

流亡團體,問題繁多,我身同感受。但很多時候所謂的爭執和負面的發展,都是上面提及的問題所導致,不是道德問題。我極少認為爭端出現的時候,起因會是一個人的邪惡思想所引起。

就算是民主派的朋友,也有人說黃台仰是「逃兵」;我去年接受媒體訪問,提出對德國的見解,只要講的內容跟部分人有少少偏差,就會被扣上不同帽子,大罵「撈取政治資本」,「起大台」。對於參與香港議題的人,尤其是如我一類的素人,投身每一項工作,都是如履薄冰的一步,所謂的掌聲都是短暫和虛無的。盡力之後,要面對的就是無盡的無助,還有同路人的質疑。

香港事務,政治紛爭,本來就存在光譜上的分歧,很難定對錯。難聽講一句,互相不滿不是來自對錯,而是來自自以為是的思維。我在德國遇上不少人自稱是「德國戰線」的一份子, 但完全忽略團隊精神,對其他人冷言冷語的人也有;自命抗共英雄, 但眼闊肚窄,千催百請也不能完成工作的人也有。學術上,才能上,身份上,條件比其他人略為優秀,但因此自以為是,恃才傲物的人也有。當然,被指責的人可以講,「冷言冷語」是「實事求是」,「不能完成工作」是「缺乏對工作量的溝通」,「自以為是」也可以是「自信的表現」。所謂道德糞坑,就是每一個人,包括你也包括我,都拉了一坨屎出來,才會形成的。

在下一篇專欄文章,我會繼續針對餘下的「三桶冷水」進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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