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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HKHLE談起


早前,我在Clubhouse「改革的年代:九十年代的歷史科」節目中聊到一個頗短命的考試,即考試局於1979年接辦前稱為「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試」的「香港高等程度會考」(HKHLE),歷十四年而終於1992年。自1985年中大實行暫取生制度後,該考試報考人數持續下降,最後一屆只有約二千二百人,約為全盛期之一成。

縱使如此,筆者認為,最少從歷史科觀之,該考試是考試局自辦的公開試中最好的一個。理由最少有二。

第一,它是唯一提供真正雙語試卷的考試。考試局主辦的公開試,考生均需於報考時申明以哪一語言作答,但只有HKHLE除語文科外每一科均於同一份試卷中提供中英雙語的題目。這設計傳承自「中文大學入學試」時代,除了可減少試場管理成本和風險(當然印刷成本較高),還可讓考生同時閱讀兩個語文版本試題以獲取最多資訊作解題之用(大前提當然是兩個版本意思一致)。這設計頗為窩心,可惜無力後繼。

第二,當時的三個公開試(HKCEE、HKHLE、HKALE),以HKHLE的題目最敢於創新。其中一例是「資料題」。現在的說法是,歷史科於1993年歷史科在HKCEE引入資料題,HKALE則是1994年。然而,factcheck一下,歷史科第一條資料題其實出現於1987年HKHLE第19題:「試就附圖簡述1821至1940年間美國的重要史事如何影響入境移民的數目。」所附資料為美國入境移民數目的棒形圖,每十年一棒,人數最多為1901-10年,有接近九百萬。

雖然如此,筆者在翻閱歷屆試題時發現,該考試若放在今天,每年被DQ的題目可能不知凡幾:用今天角度看,HKHLE的試題往往違反了EDBism的「只有弊沒有利主義」新史學路線。以下羅列數例,供請諸君鑒之:

最「離譜」一例,是1990年第9題:「『林則徐應對鴉片戰爭(1839-42)的發生負上主要的責任。』試評論此說。」如果小學教師在教授鴉片戰爭時說錯一句話便遭DQ,那麼說民族英雄要對鴉片戰爭負主要責任,民族感情受損指數必創新高,擬題的教授若在今天恐怕凶多吉少。

以下兩例,罪名可能係著重客觀史實,未能跟緊新史學路線。

1984年第14題:「有謂『甲午戰爭』乃中日外交及文化關係之轉捩點。試評論此說。」按EDBism,題目有「誤導」考生甲午戰爭後中日關係轉趨和緩之嫌。

1986年第16題:「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日本乃吸引最多中國留學生之國家。其故安在?又此等留學生對該期間之中日關係有何影響?」題目只講中國學生留日,不講大是大非的日本侵華,當EDBism無到。

史人敍事,本應以客觀史實為據。可是去年「庚子科場案」,出來批評的史人,級數越高,偏離史實卻越遠。EDBism藉此生根。這一點,可以略為呼應上一篇有關香港史學界的文章。

歷史研習的方向轉變,首先受影響者應該是教科書。這個日後有機會再談,不過筆者與朋友今晚(3月6日)11點在Clubhouse講這個話題,題目是「老餅眼中的歷史科教科書」,有興趣的朋友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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