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公立醫院急症科專科醫生楊羽（筆名）】
「嗶——」，已經第二十七次檢查脈博了，心臟監察器依然是一條橫線，指下也完全感受不到跳動。我嘆了口氣，與身邊的護士長謝莉對望一眼，無奈向其他幾名急救小組成員說：「時間太長了，讓我們宣佈死亡吧。」床上的病人才四十多歲，從辦公室同事發現他昏迷在地上，到救護車到場、斷定他心臟驟停開始施行心肺復蘇法與電擊，已經過了十分鐘，再用十分鐘送到急症室，由我們接手搶救了差不多一小時，可惜最後仍是回天乏術。他的太太帶著兩名小孩在門外等候，聽到死訊時抱著孩子哀哀慟哭起來，這個場面，無論看多少遍，都忍不住為之心酸。
剛完成這個病人的文書工作，謝莉就遞了罐咖啡給我，說：「莎菲的情緒不好，你跟她談談吧。」謝莉是我們最年輕的護士長，平時工作爽朗又細心，可是總喜歡出難題給我。莎菲是今年畢業的新醫生，剛好編為我的「門生」，這次可能是她第一次直接面對生離死別，照顧她似乎責無旁貸。
每過一分鐘 生存的機會減少7-10%
「楊醫生，我們怎樣才能救回這些病人？」莎菲的眼睛通紅，拋給我的第一條問題就很難解答。香港成功救回的院外心臟驟停病人向來很少，國際上的存活率大概是2%到11%，亞洲地區普遍低於歐美，而香港是2.3%，其中腦部功能保存良好的存活率更只有1.5%。究其原因，可以從心跳停頓時的生存之鏈分析。病人在院外心臟驟停時，首先需要有人能正確辨認並通知緊急救護服務，然後儘快進行胸外壓、和立即使用體外心臟除顫器去顫。我們知道每過一分鐘，生存的機會便會減少7-10%，而腦部缺氧大概五分鐘就會出現永久損傷。香港的問題，就是缺乏能夠第一時間施予援手的人。
在瑞士，急救訓練是申請駕駛執照的先決條件
香港市民認識或願意施行心肺復甦法的，可能只有一至兩成。一些歐洲國家，例如英、法、德、丹麥、挪威等，規定中小學生必須學習急救知識；在瑞士，急救訓練是申請駕駛執照的先決條件；美國西雅圖市民的學習率甚至接近百分之百！這些地區同類病人的存活率都比香港好得多，其中西雅圖更有11%的病人可以健康出院。除了知識外，另外一個阻礙市民施救的，便是害怕會負上法律責任，很多人認為應該訂立類似「好撒瑪利亞人」的法例，免除因在施救過程犯錯而被追究的風險，以鼓勵更多人伸出援手。
除了普及急救知識外，還要有硬件的配合。香港的體外心臟除顫器，大多分佈在醫院、警署、衝鋒車、救護站、康文署轄下場地及大型商場。有研究顯示，只有約四分之一病人發病時能在一百米內找到一個心臟除顫器，若能增加到像便利店一樣密集，或能同時儲存一些常用急救用品，雖未必符合成本效益，但一旦有用時，便可能是生死之別。國際經驗，有了設備，還要利用科技，使市民可以輕易在需要時快速定位，找到儀器。
多屆政府似乎沒興趣救急扶危
一口氣說了許多，我最後總結道：「莎菲，你看無論是大規模教育市民急救技術、立法使施救者免除後顧之憂、還是整個城市提升急救裝備，這些都要有政府大力推動與參與。可惜多屆政府似乎都沒興趣救急扶危。我們的急救學會多年前已呼籲成立一個全港的院外心跳驟停資料庫，希望能識別生存之鏈中的弱點和研究改善方法，至今仍未成事。」莎菲不滿地嘟囔：「有了國安法，就更沒人敢指責政府，尋求改革了。」
為了鼓勵莎菲，我決定告訴她另一個病人的故事：「你今早巡房時見過兒科的申醫生吧？」申醫生是我們醫院的一個奇蹟。有一天他在家中忽然昏迷倒地，幸好他的兒子是名消防員，第一時間便確認申醫生心跳停頓，隨即開始施行高質素的心肺復甦法，並堅持至救護車到達，再由救護員進行電擊除顫，成功恢復心跳，之後送到深切治療部接受低溫治療，結果康復且腦部功能並未受損，不久更回到醫院重操故業。兩名病人，心跳停頓後的不同處理，決定了一個是最好的結果，一個是最壞的結果。
這時謝莉匆匆跑來通知我們：「十九號房留位，七十歲呼吸困難病人，十分鐘後到。」我看莎菲的情緒仍然低落，上網找了一張照片給她看，那是美國加州一個急症科醫生在自己的19歲病人搶救無效死亡後，默默走到醫院外面，蹲在地上，偷偷大哭一場時，被一位救護員拍下的一刻。相片註解說，這名醫生幾分鐘後，抬起頭來，毫不氣餒地回到了急症室工作。我們對病人的不幸不能麻木不仁，但也不能哀傷無度，中間的分寸，每個人都不同，只能自己拿捏。
幸好，幾分鐘後，莎菲已經站在我們身邊，準備好迎接下一位病人了。
作者簡介：楊羽（筆名），公立醫院急症科專科醫生，行醫二十年，希望將急症室的日夜，以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故事，與讀者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