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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的開始」與「開始的結束」


臺灣的和平民主化,是非常罕見的個案,毋寧是歷史的例外,而非常態。我認為臺灣的民主化歷程,並不適合作為理解民主化的標準模式。否則,其誤導性很可能會大於啟發性。

臺灣之所以能夠和平建立憲政民主,有極為特殊的時空背景。在此之前,至少從臺灣文化協會成立開始(1921年),社會運動的能量已經積累數十年,中間還發生了許多「不要問,很恐怖」的事件。等到社會能量不斷衝撞、眼看就要圖窮匕見的時候,專制政權又迫於錯綜複雜的內外情勢,不敢拔刀大肆整肅,從而讓民主化的和平實現成為可能。而且即使如此,所謂「和平」也只是沒有大規模武裝衝突的意思,而不是沒有死傷。比如說,1980年2月28日,就是臺灣歷史揮之不去的一道血痕。

統治者之所以沒有拔刀,並不是因為想要把民主「賞賜」給民眾。有一大因素在於,臺灣是一塊深受國際強權影響的土地。專制政權對內雖然貌似至高無上,但卻高度依賴外部強權的支持。統治者在作出大動作之前,必須審慎考量強權可能的反應。這一點,並不在臺灣的法制上形諸痕跡,但卻是事實上存在的權力架構。在這種重重牽制的架構下,重點不只是強權有無實際介入(其實還是有),單單只是「不確定強權會不會介入」,就已足以讓統治者在拔刀之前再三思量。

尤其重要的是,從1970年代以降,隨著北京外交地位逐漸提升,臺北政權陷入強烈的存亡焦慮,深怕自己會淪為聯中抗蘇大業的犧牲品。在當時,國內外普遍不看好臺灣的存續,就連張愛玲在1975年寫信給香港中文大學的宋淇討論出版事宜時,都不忘略帶黑色幽默地提到「早點出書,趁臺灣還在,賺兩文版稅」(《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皇冠2020,頁272),正好反映了那種風雨飄搖的時代氛圍。

在這種情況下,專制政權如果還要拔刀大肆整肅,會是非常冒險的舉動,理性自利的決策者不會輕易嘗試。否則,一個弄不好,自己就會被強權拋棄。「政權國際地位的弱化」與「民主化的萌芽」幾乎同時出現,這並不是偶然。毋寧說,正因為大環境對政權不利,讓政權不便再用「老方法」辦事,所以民主化才有了萌芽的契機。 

即使如此,也還是不足以和平實現民主轉型。單單只是「專制政權的弱化」並不等於「民主政權的建立」。回顧過去,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順理成章的錯覺,好像一切本應如此。事實上,歷史本來更有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若不是在冷戰結束前後的機會窗口,剛好碰到一位怪物等級的權謀家,施展了近乎藝術的權術,「水到」也未必能夠「渠成」。照理說,本來很有可能會演變成鎮壓與抗爭不斷升級的暴力螺旋;即使勉強成立名義上的民選政府,也會因為各方的掣肘癱瘓,而難以進行有效的民政治理。  

總之,要建立一個可以運作的憲政民主政體,很難,非常難。臺灣其實是在高度偶然之下,跨越了極其艱辛的演化門檻。長期積累的社會能量、讓統治者心生忌憚的戰略局勢、以及參與者深沉高明的權謀,三者缺一不可。諸般因素剛好湊在一起,讓一個本來機率很低的歷史路徑得以實現,堪稱演化特例。而且即使如此,臺灣的憲政民主也遠遠談不上已經穩固,稍有不慎就可能滿盤皆輸。

話說回來,臺灣尚且如此,倘若其他地方不具備臺灣當時的有利因素,卻要面對整肅力道更大的政權,臺灣模式就未必有多少效法價值。甚至可能不惟無益,反而有害。至少,也會造成過度樂觀的錯誤期待。舉例而言,將臺灣民主化來臨前的美麗島大審,與其他地方目前正在進行的政治犯審判相類比,我認為就不是很適切的比喻。

美麗島大審,是專制政權弱化時的一次反撲,象徵著臺灣白色恐怖時代走向結束的開端。至於目前在彼邦如火如荼進行的政治犯審判,則比較像是白色恐怖更趨熾烈的一個轉折點。重點並不只是被告的人數多寡,而是被告當中包含了許多原本堅守體制內路線的人物。到了這一步,不管你是「和理」也好,「勇武」也好,在統治者看來,都一樣是要打擊的敵對勢力。

。重點並不只是被告的人數多寡,而是被告當中包含了許多原本堅守體制內路線的人物。(EYEPRESS圖片)

就此而言,這場審判的歷史意義,恐怕會與美麗島大審正好相反。若說美麗島大審是白色恐怖「結束的開始」,這場審判就是白色恐怖「開始的結束」,象徵著整肅行動從一開始「打擊一小撮」的階段進入到下一階段,擴張為全社會的清洗改造。

不久之後,整肅的浪潮大概就會進一步升級,吞沒現在站在政權那一邊的人物,即使是當前的執法者亦不例外。畢竟,在那個政權之下,迫害者與被迫害者之間、乃至於統戰對象與鬥爭對象之間,往往只是階段先後的關係。到時候,兔死狗烹的古老格言,會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實現另類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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