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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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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大直接出手改變香港政治制度與選舉制度,不但大幅削減一人一票的普選議席,還將現在來自四大界別,1200人組成的選委會,增加了300位第五界別中央可控制的選委比例,據說,此界別由政協委員、愛國團體領袖,以及建制派組織的代表出任。

在選委會之前,又設了一個資格審查會,以保證候選人是愛國者。加上誓詞改變、後端原本就有的DQ機制,未來一個人要在香港從政,得要「過五關」:資格審查與忠誠考核過關、中央與建制派控制的選委會認可提名、選民投票通過,就職前宣誓效忠中國、然後行為發言不能觸及國安法及DQ線。

一般認為,此制一改,泛民派與小黨要進入立法會,難如登天。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說,「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總體思路是:「以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重新構建和增加賦權為核心,進行總體制度設計。」。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講得更明白:「選舉改制是顛覆與反顛覆的問題,不是民主不民主的問題。」

問題是誰來定義愛國不愛國?顛覆不顛覆呢?星島日報轉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的說法是,「愛國」的表現是三個方面:1.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2.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3.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中央長官的定義跟沒有定義一樣,只是把「愛國」問題轉成「真心」、「尊重」、「全力維護」這些沒有明確行為邊界與定義的名詞,保留了百分之百上級單位的認定權與裁決權。他說你愛國,你就是愛國;他說你不真心,你就算「真愛大中國」喊破喉嚨也不真心,因為你喊到喉嚨乾裂時吐了口痰,暗示了心中的輕蔑。

這話在經歷過戒嚴時代的台灣人聽來真是耳熟。當年在大學裡,如果得罪了教官,幾個同學跟老師在路邊攤喝酒聊天談韋伯社會學,都會被教官盯上叫去問話。比較自由派的教授來校演講,訂好的大講堂突然會被取消。有天政治系小迎新,幾個同學抱著吉他在東海樹下唱民歌,本系教官駕到,聽了兩首後講話了:「我們是政治系,不要唱這些靡靡之音,我們要唱愛國歌曲。」於是同學發音,眾人踏步,「我愛中華,我愛中華…」,好好一個晚上就這麼給毀了。

要證明一個人「真心愛國」很難,舉報一個人「不愛國」卻很容易。美聯社圖片

一講到愛國,那可是沒有上限的,只要不跟緊風頭浪尖,那就是不夠愛國,不夠「真心」,就會被人舉報,被人抨擊,甚至被輿論圍勦。因為無法像殺人放火就是犯法一樣,清楚劃定愛國或不愛國的邊界,於是要證明一個人「真心愛國」很難,舉報一個人「不愛國」卻很容易,一句牢騷,一點委曲,些許怨恨,若干不滿,不同意見,只要跟上頭的意思有那麼點不一樣,就可能被視為「不服從」,甚至延伸為「不愛國」。

於是這就給了小人們可乘之機,戒嚴時代許多冤、假、錯的白色恐怖案件就是這麼發生的,49年以來,從反右到文革無數鬥爭,一樣是假「愛黨愛國」之名而行。在職場上競爭不過優秀份子,就舉報他不愛國,只要一被調查或雙規,這人的前途就完了。即使法律最後還給他清白,也永遠無法還他公道。

換句話說,當一個政權高舉愛國大旗,卻沒有明確定義「不愛國」的邊界,就會吸引到無數的「投機者」競相投靠,整個組織迅速進入「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明白事理的少數菁英一一被一大群投機者勦滅。上頭維持了一種控制一切的穩定假像,結果是組織虛胖,愈來愈弱不禁風,最後一夕崩塌。

1945年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就是這樣被老共摧毀的。台灣的國民黨,也是因為戒嚴時代以來慣性未除,滿朝文武多的是滿清餘孽,在外早已製造了無數怨恨,內部又聚集了太多的投機者,老是把自己人打成敵人,成天強調忠誠,卻都是家臣式的效忠,結果走到現在這般癱軟無力的田地。

一隻手再大,死抓住一顆籃球不放,你能抓多久?愈想阻斷人們不同聲音進入體制內處理矛盾,就只會製造更多的怨恨與疏離,結果呢?籃球消風了、沒氣了,再灌水泥進去打三個洞,那也只能當保齡球玩,再也回復不了籃球的彈性與活力。

誰是愛國者?始終是一個國家最具爭議的大哉問,也是一個旺盛活力的社會,與一隻控制欲超強的手,上下之間永遠的衝突。不斷強調愛國與對抗顛覆,其實更彰顯了上位者心底最深的恐懼。畢竟,那個正常人,會為了消滅屋裡幾隻小強,而不惜把整間屋子打掉呢?

當上位者端出愛國者這支尚方寶劍時,香港的民主自由也差不多進入加護病房了。控制力是需要高成本來維持的,當你企圖阻斷所有不同意見在體制內妥協的時候,藉著愛國之名撈錢貪污的人會愈來愈多,維穩經費80億只會是個開始,整個體系愈來愈被投機者量變變質變,愈來愈虛弱無力,直到你付不出來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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