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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內碩果僅存的區議員何去何從討論區


執筆之日,是第一位因初選而還押的區議員范國威辭任區議員。而逼在眉睫的,是兩個月內區議員將宣誓。眾人皆知今次區議員宣誓是場鴻門宴,早在區議會選舉的報名表格上,參選者已確認聲明效忠《基本法》及擁護「一國兩制」,要區議員再次宣誓不過是讓政權有藉口DQ。我大膽猜想不出三個月,相信現時三百多名民主派區議員將會減少至少三成。選舉制度又改頭換面,議會戰線是否已經走到盡處?

泛民陣營在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大勝,數十名各區勝選者翌日即到尖沙咀,聲援仍被圍困在理大內的市民。EYEPRESS圖片

今屆區議員是與過往非常不一樣的一屆,從理大圍城的慘痛中當選,創下了歷史性的高投票率,民主派大翻盤,18區有17區都「揸莊」。雖則面對民政處及政府不斷用各種手段打壓,但在地區仍然有不少影響力(或說是阻礙了對家的影響力)。加上在民主派被DQ加總辭立法會以後,香港人不少渴求民主的目光都落到區議員身上。作為民政處的諮詢架構,區議員可謂是目前碩果僅存,在制度內發聲的代表。
 
先撇開個人安危而言,最後有多少區議員被DQ,可以某程度上看到北京有多容忍制度內留有民主派。到底是「只能愛國者治港」,還是「不要清一色,要有些忠誠反對派」?這亦可以讓未來區議會或立法會選舉有個借鑑,在一場北京已經完全控制的遊戲,北京是否還需要民主派在制度內佔一席位?

但無論如何,從今以後制度內的人,已經有一道《國安法》緊箍咒,短期內都無法掙脫,到底剩下來,在制度內的意義,又是如何?
 
其實一早激發我想寫這篇文的,是一個月前左右,在新蒲崗一幢工業大廈被指在晚上和凌晨時分發出巨大聲響,滋擾到附近居民,有區議員貼出一張在涉事工廈對出街道自拍,指該廈再次在深夜發出夾Band聲浪的帖文,惹來Band界指打壓工廈音樂人的爭議。事實上,作為制度內的區議員尷尬之處亦在此。

雖然不多,但不可否認的,區議員的確手上擁有一些公權力。區議員的對口單位是政府各部門,雖則民政處處阻撓,區議員對不少實務的政府部門仍然有一定影響力,譬如約官視察、轉介個案,要求跟進等。但事實上,當市民(或者區議員自己)都不認同或不信任這個政權,那麼餘下的原因只剩監督公帑運用得當的「比咗錢當然叫佢做」的原因。較實務例如清潔維修等以這個論調解釋不至於打自己嘴巴,但當去到執法、規管市民部份,近的例子有新蒲崗工廈噪音、遠的例子有東涌阿伯賭場,區議員面對居民解決問題的期望,區議會應否運用、如何運用手上有的公權力,都是一門高深的學問。

過往香港雖然沒有全面普選,但制度尚算穩健,對各執法部門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導致香港人對於社區間發生的衝突或投訴大多依賴現有制度,避過自己出面,以本人的中產屋苑選區為例,隔離屋打仔搵保安搵區議員搵警察都極少會主動去敲鄰居的門。但在暴政專權下,對現有制度內的執法部門只會信任愈來愈低,區議員尚可從中以智慧斡旋,但當連區議員都沒有了的時候,香港人能在制度外另覓方法處理嗎?
 
制度日益崩壞,香港就像一個破碎的瓷娃娃,隔一日掉一隻手,再隔一日掉一隻腳,香港人痛苦之餘,要接受以往所有習以為常的解決方法已不再有效,區議員也只是最後一塊浮木,香港人必須尋求制度以外的共存方法,而這對於香港一個地少人多,對公共空間公民社會理解仍然非常皮毛的地方,可能是一個曠日持久的功課。

地區之外,政治如是。

習慣了依靠選舉、政黨是推動政治運動,培訓政治人物的齒輪,當議會陣線完全無望之時,香港人又是否只是坐在原地觀望?而區議員應該完全撤出制度,以一起完善這份離開制度的功課,還是兩樣事情可以同時進行?當議會戰線下了緊箍咒,維持「小區」安穩又有沒有意義?
 
一起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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