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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玲案】辯方質疑運輸署無權力規限查冊目的 控方指若接受任何申請機制會被濫用


港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因去年製作7.21專題報道而進行車牌查冊,被控兩項作出虛假陳述罪,違反《道路交通條例》,案件今日(24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審。控辯雙方完成結案陳詞,主任裁判官徐綺薇宣佈押後裁決至4月22日,蔡玉玲獲准以原有條件保釋。

因被呈堂作為承認事實的一部分,庭上完整地播放了一次《7.21誰主真相》。庭內的熒幕播著白衣人揮棍襲擊,情緒高漲地高呼「打!」;然後逐步記錄包括蔡玉玲在內的記者,如何從多條閉路電視片段中,嘗試辨認白衣人的身份,憑藉他們的衣著、車牌等線索,深入元朗的鄉村拍門,向有關人士求證,期間亦試過被人驅趕。

片段中,旁白說到,警方就7.21事件拘捕37人,當中7人被控暴動等罪(警方其後再檢控多一人,現時只有共8人被控);又說到當晚被拍到在元朗站月台出現的黃四川、鄧威良,二人被捕但仍未被控。

不過,此刻坐在被告欄前的,卻是試圖從蛛絲馬跡中,追查施襲白衣人身份的記者。播放片段期間,戴上眼鏡的蔡玉玲專心看著這部她花費心機試圖尋找真相,最後卻反令她纏上官司的作品。

約20名工會成員到場聲援蔡玉玲。鄭靖而攝

蔡玉玲今日身穿黑色上衣及戴上黑色口罩到場,抵達法院後先與聲援的港台工會成員打招呼,與數名友人相擁,然後讓記者拍照,未有發言,隨後乘升降機前往法庭應訊。

蔡玉玲首先聽取答辯。主控官轉身向著她讀出控罪:「罪行詳情告你蔡玉玲,為着取得道路交通條件下的證明書,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你明唔明白?」蔡挺直站立看著律師,以堅定清晰的聲線說:「明白。」主控再問:「你認唔認罪?」蔡不亢不卑:「不認罪。」

庭內及庭外延伸法庭除記者外,亦有不少工會成員及蔡的記者朋友旁聽支持。審訊期間,戴上眼鏡的蔡不時低頭抄筆記。

蔡玉玲被控兩項控罪,指她在去年5月及6月分別「為着取得道路交通條件下的證明書,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違反《道路交通條例》。控罪元素包括:作出虛假陳述、陳述為要項上虛假、明知而作出陳述。控方由律政司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劉德偉及高級檢控官李庭偉代表;蔡玉玲則由資深大律師陳政龍代表。

控方:佢唔單止查找車主身份,仲搵人訪問

就是否作出虛假陳述,辯方陳詞時,承認車牌查冊被用作新聞活動,但指出重點是該新聞涉及的案件,牽涉車輛在道路上使用,即被用作懷疑犯罪活動:被告從閉路電視見到私家車運送竹枝等武器到元朗,試圖調查懷疑犯罪的車輛,因而索取車主資料,必然屬於交通用途。辯方舉例,有受害人被襲擊後,見到涉事者坐私家車離開,因而進行車牌查冊,希望找出車主身份,即使襲擊本身並非直接與運輸有關,但由於私家車用於運送襲擊者,而該車輛是在道路上使用中,因此必然與交通事宜有關。

控方陳詞則指,蔡玉玲申請證明書時,在三個選項中剔選了「其他與交通運輸有關事宜」,亦在聲明中確認知悉申請應用作交通運輸有關事務上,但最後卻用作採訪及報道目的,而有關資料涉及的罪行亦非交通運輸有關的罪行。

控方律師按日期說出蔡作為記者的工作流程:在網上申請索取車牌資料,然後到其中一間公司的地址,邀請職員訪問,認為訪問行為本身與交通運輸無關,並非條例下預期申請者會使用資料的目的,「佢唔單止係查找車主身份,仲做多啲,搵人訪問。」

對於辯方指車輛在道路上使用,所以查找車主詳情就與交通事宜有關,控方反駁指若此說法成立,則基本上每個申請都會符合交通及運輸事宜,變相每個公眾都可以取得車主的敏感個人資料,包括全名、地址、身份證明文件。

辯方:規限申請人查冊目的並非法例要求

至於第二元素「陳述為要項上虛假」,辯方質疑運輸署署長是否有權力規限查冊目的,認為立法原意並不需要運輸署考慮申請人的查冊目的,因此查冊目的不應影響署方的決定。《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第4(2)條列明:「在費用獲繳付後,署長須(SHALL)向提出申請取得登記冊內有關車輛任何詳情的人,供給一份列明該等詳情的證明書」;與之對比的是,《規例》第4(3)條列明,如署長信納申請人有好的理由等,可(MAY)免收費用。辯方認為,這反映在立法原意中,申請原因只關乎需否付費,而非是否發出登記書。

辯方續指,在申請表格上規限申請人查冊目的,並非法例要求,只是署方的行政措施,「而家法庭嘅困難之處,係控方錯誤邀請法庭將運輸署署長自己草擬嘅說法,變成法律上嘅implication,成件事係冇經過法律討論。」

辯方指,公眾可獲取車主資料十分重要,因常見的保險、賠償、追討費用、破產調查、婚姻財產分配、以車作為抵押品等,都難以符合其餘兩個選項「進行法律程序」及「買賣車輛」,故此「其他與交通運輸有關事宜」須應用於廣泛釋義。辯方又提到,2011年運輸署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提及,2010年署方發出的逾5萬份證明書中,有2兩成半是來自傳媒或新聞機構,反駁控方表示立法原意並非容許新聞採訪目的的說法,並不現實。

控方則認為,不應只看《規例》的條文用字,應留意立法原意及法律框架,指即使條文使用「須(SHALL)」字眼,亦非代表署方有絕對責任、在任何目的的申請下,都要提供車主資料。控方認為,車主向運輸署提交敏感個人資料,不預期會被用作與交通無關事宜,而條例容許運輸署署長備存及提供相關資料,是基於交通事宜,故理應只有交通及運輸相關的目的,才適用於此條文,又指署方不可能接受任何申請,否則機制會被濫用,對車主的私隱有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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