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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幫分子」劉智鵬


歷史學家易中天教授曾經著書談及中國文化人的種種醜惡嘴臉,他從孔子時代追溯文人的源頭,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類的分野,在對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等類型的區分中,考量其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精神光譜,指出很多「知識份子」在歷史和當下社會中扮演的幫忙、幫閑、幫腔、幫凶等四種角色。所謂「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吟風弄月是「幫閑」;歌功頌德是「幫腔」;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凶[1] 。他的結論是:「沒有文人,單靠皇帝,根本就實現不了『文化專制』。《韓詩外傳》說,君子要『避文士之筆端』,並非沒有道理。」

筆者議論時政,一貫以事為主,究其是非曲直,甚少月旦人物,蓋「人各有志」也。無奈近日港事,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每多與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協理副校長劉智鵬先生有關,究其言行,堪稱完美地演繹了易中天筆下「四幫分子」的醜陋面目,故不得不破戒評論一下人物。

一曰「幫忙」

一曰「幫忙」。易中天定義的「幫忙」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最近劉教授改變「通識教育」為「公民與社會發展」,就是典型的「為皇權或當局服務」。

眾所周知,中共視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為香港社會動亂之源,所以一直要求廢止這個學科。劉智鵬就被委任為「香港新通識課程發展委員會」主席,專司其事。

被廢除的通識教育科的課程內容涵括六大單元: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公共衛生、能源科技與環境等。六個單元,使學生對自己所處的世界有個充分的認識。當年主其事者梁錦松,程介明及戴希立(此三人皆知名親北京人士)說:「我們需要有廣泛、創新和全球觀點的畢業生去維持我們在新世紀的競爭能力」。

「被改革」後只剩下三大單元:「『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及「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總課時由以前約250小時大幅縮減到150小時,約有三分之二的內容為「中國國情」。其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主題包括教授《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等。「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顧名思義不會碰觸讓中共難堪的文革等惡跡,即使只談改革開放後,也避開「法治」及「社會治理」等重點(這都是中共的弱點),劉智鵬以課時不足為理由(筆者按:因為上述大幅度縮減課時)不談政治。至於原來的「當代世界」則內容再「濃縮」。關於新課綱如何戕害學子,時事評論人區家麟有詳細的分析[2] ,這裡不贅。

劉智鵬強調,他不否認「改革」後的課程可被視為「國民教育」,並振振有詞地說美國都有國民教育。他改革的目的,是使學生「首要明晰究竟自己是什麼人、國籍是什麼、我的國民身份的意義何在等,然後去瞭解香港、內地以及世界的社會發展情況」。他說:「從回歸的那一天,香港已經不再是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實實在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市民和國家的關係、市民的國民認同卻一直沒能明晰 [3] 」。可見得他是努力在「幫中共的忙」來對香港青年學生進行「洗腦式」的「愛國主義教育」。他甚至提出要請國安處向教師提供教材說明如何維護國家安全。

二曰「幫閒」

二曰「幫閒」。易中天說「吟風弄月是『幫閒』」,筆者引申為「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也是幫閒。最近劉智鵬作為三名主要編輯之一的《香港地方志》面世,在這套書中,人們充分認識他在重大歷史問題上的「幫閒」角色。筆者已撰文指出《香港地方志》偏頗失實以及為當權者諱的特點[4] ,這裡不贅。即使中共自己承認的,「建國」以來曾經在香港問題上犯了三次嚴重的「左傾」錯誤[5] ,《香港地方志》都不敢登載這一事實,則可見其「為當權者諱」、「為當權者『隱惡揚善』」的用心。

《香港地方志》固然不敢記載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犯錯誤的歷史事實,就連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動」期間的錯誤,也願意配合去洗白。2018年他代表嶺南大學接受一個專門遊說北京及特區政府為「六七暴動」平反的組織的20萬元捐款,要在嶺南大學建立一個所謂「六七暴動資料庫」(見附圖),嶺大發新聞稿形容為「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由劉智鵬主理的「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承辦,其資料不言而喻都是強調香港左派的觀點。於是我們發現,有關六七暴動期間由北京直接指揮的「沙頭角槍擊」事件(發生在1967年7月8日,是香港歷史上除日本侵華之外僅有的一次邊界軍事衝突[6] ),在《香港地方志》中無影無蹤。從這一事實,聯繫到劉智鵬接受左派的捐款去洗刷其歷史污跡,則劉教授的幫閒角色也實在太露骨了。

香港見證1967有限公司把支票移交至嶺南大學,右一為劉智鵬,右二為嶺大校長鄭國漢。照片來源:嶺南大學網站

這種「幫閒」的心態,亦可見於其對「六四事件」的態度。在關於新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對「六四屠城」事件作出輕描淡寫的敘述:「中央與學生對話失敗後,至6月4日凌晨,政府下令軍隊進行清場,以武力驅散示威學生和群眾,運動最終平息」。對這個改變中國當代歷史的重大事件作出這種輕描淡寫的做法,劉智鵬認為合理,他說:這些字眼描述六四合適,屬事實陳述,「幾合理、深淺合適」,不會引起太多「不必要的猜想」。至於課本正文旁設「課堂討論」問題「中央處理六四手法惹來國際社會的譴責,事件對中國發展造成什麼影響?」他認為影響分國家內外層面,比較複雜,要論「造成影響」,可能今天都未「結案陳辭」;又說中三程度應深入淺出,而非「抬高歷史去政治、國家高度去思考」[7] 

三曰「幫腔」

三曰「幫腔」。易中天說,歌功頌德是「幫腔」,誠然,但幫統治者罵人也是「幫腔」。

2020年5月14日,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的考試中,其中一題要求考生回答及解釋是否同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惹來爭議。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發聲明,認為試題的資料極為片面和「嚴重傷害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受到莫大苦難的國民的感情和尊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則發聲明,強調一如其他科目考試,歷史科設有「審題委員會」,委員的背景有大學教授、具豐富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及/或校長、課程及學科專家等,依據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與《評核大綱》擬定試題及評卷指引。當時已經考慮不排除評卷員的家人可能曾經受日軍不人道對待,因而有機會令評卷員受情緒影響。經詳細討論之後才正式定稿。換言之,試題已經在考慮到各方對此試題存在爭議的情況下定稿的,因而是一個集體決定而不是個別人肆意妄為或者獨斷獨行的。但是在左派輿論壓力下,考評局被迫撤回試題,而且有兩人因此辭職。在這件事上,作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歷史委員會主席的劉智鵬,雖然本人未必需要對該試題負直接的責任,但在整個事件中,他顯然未能維護考評局的專業性及獨立性,而是屈服於民族主義的壓力,從而「幫腔」譴責該試題。他在5月18日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認為試題是「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贊成取消爭議試題,他認為「題目提供的兩則資料立場均偏向正面,『利多於弊』屬引導式提問,而且題目牽涉年份太廣,認為題目設題不理想」。

四曰「幫凶」

四曰「幫凶」。易中天說:「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凶」。劉智鵬作為一個歷史學者,竟然在所謂「國安第一案」」中,擔任控方「專家證人」,論證被告唐英傑電單車上掛有旗幟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具有「分裂國家」的意義。哈!一個歷史學者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法證專家」。控方透露劉的報告指,被告掛有「光時」旗幟電單車,猶如古時戰士插上戰旗,騎馬上戰場。羅織罪名,莫此為甚。

據控方說,劉智鵬花了五個月的時間來提供這個「鑒證」,可惜連法官都無法接受他的「鑒證」,只准許部分內容(只限於他對八個字的解釋)作為呈堂證供,劉教授枉作小人了。

如果劉教授能夠從「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悟出「分裂國家」的意圖,那麼面對中共曾經公開地、明確地提出分裂、顛覆國家的宣言、決議,劉教授又是否應該論證中共是分裂、顛覆國家的犯罪集團呢?請看看以下例子:

例子一: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1922.7)宣言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在是次會議上,通過決議加入第三國際,其決議案明確指出:「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決議案並附錄加入的條件十多條,除了要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外,還要「全力擁護蘇聯」、其政綱必須經共產國際批准、而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必須執行等。(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合編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49)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頁134-5)

請問劉教授:中共這種行為是否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例子二: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1923.6)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其中強調:「………8. 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國本部的關係由各該地民族自決」。(同上引,p.253)此草案通過於第三次中國共產黨大會,作為底稿。交由出席國際大會代表帶往第五次世界共產國際大會作最終之決定。(同上引p.255)

請問劉教授:中共是否煽動少數民族獨立?是否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而本黨黨綱要經過共產國際批准,這是否甘願成為外國傀儡呢?

例子三:
1922年7月中共通過《關於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1922.7),聲稱「蘇維埃俄羅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勞苦群眾的祖國⋯⋯全世界的勞動階級和勞動群眾應該盡力保護蘇維埃俄羅斯」。因此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決議:「中國共產黨要召集中國工人們加入世界工人的聯合戰線,保護無產階級的祖國——蘇維埃俄羅斯,抵禦資本主義的進攻」(p.136-7)

請問劉教授:中共自己承認蘇聯(而不是中國)是他們的祖國,這是否數典忘祖?這種行為說明什麼?

例子四:
1929年11月蘇聯因「中東路事件」發動侵華戰爭,同年12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武裝保衛蘇聯的第60號通告《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方式就是要在城市舉行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農民運動要向城市發展和紅軍攻佔大城市等。12月20日,《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十次全體會議決議的決議》中直白的表示,「執行武裝保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的任務,是走向全國範圍的總暴動」,換言之,就是通過在中國全國發動暴動來保護侵略者。

請問劉教授:這是否資敵行為?是否裡應外合來滅亡中國的行徑?

例子五:
毛澤東曾經多次表示感謝日本侵華,都記載在中共正式檔中[8] 請問劉教授,如果DSE 試題令您覺得「非常不道德」及「令人震驚」,那麼毛澤東的這些話算不算「漢奸」、「辱華」?

以上幾個例子,都是中共正式檔記載的,其文意都非常清晰,不必勞煩專家去「解讀」或作「鑒證」,清楚無誤地說明中共的賣國本質、及其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劉教授,您會根據中共自己的文獻,撰文揭露中共這些本質、譴責中共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嗎? 

所以,劉教授是易中天筆下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四幫分子」。

註釋:
[1] 見易中天《斯文︰幫忙、幫閑、幫腔、幫凶及其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2] 見區家麟:〈通識科棄屍 國民教育還魂〉 ,載眾新聞,2021年2月8日

[3] 見2月4日劉智鵬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的講話。

[4] 見拙作〈《香港地方誌》失實偏頗〉 ,載《信報》,2021年1月14日;及 〈《香港地方誌》欠缺史德〉 ,載《信報》,2021年1月21日

[5] 見前國務院副主任李後撰寫《回歸的歷程》,三聯出版社,1997年

[6] 沙頭角槍擊事件,多年來官方說法都是民兵擦槍走火的意外事件,但筆者引用官方材料證明是中共中央軍委直接策劃,詳見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141-152頁。

[7] 見《明報》2021年4月5日報導。

[8] 關於中共官方文獻記載毛澤東感謝日本侵華的詳情,見拙作〈難得機會認識中共歷史〉 ,載《信報》網路版,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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