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提及情緒及精神病患者時，大部分用上「復元人士」（Persons-in-recovery）一詞，在此讓我解釋這稱謂的由來。
顧名思義，復元人士一詞源於「復元」（recovery）概念。西方社會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復元運動，在精神健康治療與服務的領域，提倡以「復元」取代傳統的「醫療模式」 （medical model）。簡言之，精神及情緒病的治療不再聚焦於病徵的控制；反之，復元人士能否在相關限制下追求有意義的生活才是最重要。
在「復元」模式之下，精神或情緒問題是一種狀態，並沒有所謂完全的康復。事實上，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即使長期用藥仍會出現「殘餘徵狀」，幻聽妄念未有完全消失；那邊廂，不少抑鬱或焦慮症患者，經治療後雖然病情受控，可維持正常作息，相比其他人，他們仍然是較易出現負面情緒。
按照「復元」理念，精神治療的目標並不是要恢復病發前的精神及思維狀態，反而是鼓勵復元人士接納自身的狀況，在病徵的局限下追求自己想過的人生。無論是醫護人員或社工，都著眼於復元人士的優勢，包括其個人能耐與外在資源，尊重他們的主體性，強調自主自決，鼓勵他們在不同的治療方案中作出選擇。
「復元」強調要信任案主的能力，明白到復元人士與其他人一樣，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最終的結果未如所願，甚至因此吃虧，那便當是學習過程，復元人士要為自己的決定承擔後果。
在香港，過去十年無論是社福界以至醫管局皆對「復元」模式推崇備至，行內沒有人敢說自己不支持當中理念；然而在實際執行層面，不難發現整個精神健康體系，仍然深受傳統「醫療模式」所困：治療的焦點始終停留於徵狀控制，也以藥物治療為主，其他治療方法如心理或運動治療等只被視為輔助角色，是否提供也是由主診醫生決定，實際上復元人士是缺乏選擇。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醫護人員以至社工，大部分仍然是著眼於復元人士的問題與不足，例如他們是否有功能與技能缺損，或存有自殺或傷人的風險等，較少從正面角度看待他們，鼓勵他們運用自身的能耐與優勢。如此態度，自然也無助消弭社會對復元人士的歧視與標籤。
上述情況，讓我聯想到晚清時期由曾國藩與李鴻章等人推行的洋務運動，他們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無用」，只懂抄襲西方的「船堅炮利」，卻未有內化當中的精神與價值，結果北洋艦隊在對日本的甲午戰爭中不堪一擊。
筆者認為，香港在推行「復元」概念的情況與洋務運動相類似：多年來社福與醫護界投入大量資源，包括培訓專業人員與推行公眾教育等，無奈在實際提供服務時，相關理念無法「落地」，仍然停留在口號形式。最重要的是，人心未有明顯轉變，大部分前線同工未能真誠信納與實踐「復元」理念，以尊重及平等態度對待復元人士。
雖然本書並不是以精神健康同業作為主要目標，不過，裡面有不少篇章，都是自身的工作體驗，以及對社福及醫護現況的觀察與反思。筆者絕不敢以權威自居，也無法完全排除盲點與偏見，即是如此，也期望自己的文字，能引發同業的討論及反思，若能夠做到抛磚引玉那更是美事。
最後想說：復元，由改革思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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