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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為公義奮戰 不負善牧之名


看看近來幾單官司的結果,就知道政治檢控只會越來越瘋狂,而法官審案也越來越符合國情,越來越採用中式邏輯。查理斯王子有先見,當年見證大不列顛旗幟在港黯然落下的那天,已在暗自擔憂:「香港會否有連李柱銘也要坐監的一日?」。威爾斯親王一語成讖,馬丁、吳靄儀等人最後果然被定罪判監了,只有馬、吳幾位僥倖獲得緩刑。連這批最斯文、最不厭其煩擺事實講法律的人都被祭旗了,再加上賦與入境處處長限制個別人士出(入)境的條例很大機會於本年8月1日通過(編按:草案已於4月28日獲立法會通過,8月1日生效執行),這一切變化正給那些承受政治迫害風險的人一個強烈訊號:已到抉擇去留的關鍵時刻了。其實自去年7月1日起,維港上空自由空氣含量已開始急降,加上其後英國政府為港人開了BNO逃生門,不少人已懷著複雜的心情離開這片正在流淚的土地。無論是為了迫在眉睫的危機,或是為子女將來,甚至是早有移民打算,離開已蔚然成風,道別成了常態,理解和祝福成了常情。但常情雖如此,仍有論者批評因逃避政治迫害而移民的人,由2019年起多番發表言論為公義發聲的香港浸信會聯會(浸聯會)前會長羅慶才牧師正是其中一位被批評者。

去年6月29日港版國安法通過前夕,時任浸聯會會長羅慶才牧師在「會長的話」網誌上,批評國安法。國安法通過後,羅牧師將文章下架。

敢言見證

羅牧師為人低調,他開始為公眾留意是由2019年開始的,自那時起他經常在浸聯會網站和刊物專欄「會長的話」裡以良心勸勉教友和教會,要留意香港社會的急劇轉變,要在當中「行公義、好憐憫」,要為社會公義發聲。這些本應是香港華人教會圈子內的老生常談,在講壇上和學院內談公義還談得少嗎?但偏偏在香港社會的法治、自由和人權受到史無前例的威脅時,很多教會領袖就噤聲了,能秉持真理,清心直說者是少數,像羅牧師這樣級數的大宗派領袖能公開批評政府不是的更是鳳毛麟角。他在那個惡法還未生效,還有一定迴旋空間的日子裡,選擇公開發聲,雖得人欣賞,卻也要承受來自宗派內外的壓力。正如他自述所言,即使早於去年他已被黨報點名批判,他還是不覺一回事,直到最近連最溫和的人也被定罪入獄,他才驚覺即使不忍,也要「放下自己成長的地方」。 羅牧師最終於4月20日離港移民赴英,距離他卸任浸聯會會長一職只剩十日。他於自述中也解釋了匆匆成行始末,筆者閱後的感覺是,年近七旬才遠走他鄉,那是在後有追兵的情況下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吧!

不是牧人是僱工?

事有湊巧,坊間有論者近日(早於羅牧師宣佈離港)撰文(〈當狼來的時候逃跑的只是僱工〉,下簡稱〈僱工〉),認為教會領袖或教牧應該反思在帶領教友參與社會運動時的態度和角色, 文章作者這樣寫道:

 若果牧人認為某些事是大是大非,必須堅守的原則,帶領他的羊為此而抗爭、甚至不惜犧牲的話,那麼在關鍵時刻便不應撇下他的羊,若果當初沒有下定決心與羊共同進退,根本就不應直接或間接鼓勵自己的羊出來抗爭,牧人若為了個人的安危而撇下自己的羊,就像船長在船隻面對危難時率先棄船一樣,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
作為牧⼈必須謹記,你的⽺不僅聽到你的聲⾳,也在學效你的榜樣,在香港⾯對愈來來愈⼤的挑戰和困難的時候,你若率先離開了熱廚房,⽽想在外面繼續教大家怎樣做是不可能的,總不能先照顧⾃自己的安全,卻叫自己的羊去冒險!敢於對抗不公義的事不單只是靠⼀把口,⽽是要身體力⾏,不單要純良像鴿子,更要靈巧像蛇,否則很快便會作了無謂的犧牲。
 …當然不是每個牧人都要殉道,但都要有為羊付代價的心理準備,在自己和⽺同樣面對危險和挑戰的時候,能作群⽺的榜樣,好牧⼈甚至要為羊捨命,當狼來的時候逃跑的不是牧人,只是僱⼯! 但願由今天起,所有牧⼈都能與羊群不離不棄,站在⽺群⾯前領導和保護群羊。

該文作者認為牧者要有為會眾付代價的心理準備,也要作他們的榜樣。筆者認為提出這些大道理並無問題,但教牧在面臨政治迫害時選擇離開避禍,卻不能一概而論視為欠缺道義,若抽空了具體處境而斷言「當狼來的時候逃跑的不是牧人,只是雇⼯!」,對很多在重重壓力下仍奮力為公義發聲的教牧也不公平!作者對牧者離棄羊群的指責是否公道,很在乎文章中的一些假設在個別牧者身上是否成立。

第一個假設是牧者在當日的政治處境中,曾向會眾許下共同進退,甚至不惜犧牲的承諾 。但證於事實,在過去一、兩年間,有那些為社會公義發聲甚至參與抗爭的教牧領袖曾經教導信徒參與抗爭要「不惜犧牲」?又有那些教牧曾許諾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與信徒共同進退?據筆者觀察,絕大多數曾經在過去幾年為社會公義發聲的教牧,在公開場合或各式媒介發言時都總會強調參與社會運動或抗爭的風險,更會提醒信徒要衡量自己的承受能力。教牧是唯恐信徒不明白抗爭涉及的潛在風險而參與行動,所以往往不厭其煩多番提醒,更不會以「大是大非」為由鼓勵信徒要不惜犧牲。

參與過抗爭的人都知道,若真的決定參與行動,就要自己承擔風險。無論是會眾或牧者,都會知道在當前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無人有道義責任在任何情況下都與所有人共同進退,每個人都必須按自身受壓能力,自身角色涉及的風險去做抉擇和行動,而這也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涵意之一。如果要求鼓勵信徒爭取社會公義的牧者必須要在任何情況下都跟信徒共同進退,否則「 根本就不應直接或間接鼓勵自己的羊出來抗爭」,那筆者反倒情願看到牧者本著良心為公義發聲為真理作見證,而事後因各種原因要退下火線了。

當然,筆者也明白,一旦這些牧者要移民避禍,曾參與抗爭而仍留港的信徒的確會有失落的感覺,但他們真的會自視為遭撇棄的孤兒,而不諒解牧者出於無耐的舉措嗎?他們會情願這些牧者當日對不義沉默不語或模棱兩可,以換取他們留港牧養嗎?想深一層,若按文章作者的思路,強行共同進退會令牧者更畏懼為公義發聲,教會將進一步從公共空間中隱退,教會為真理作的見證會變得更離地。

文章的第二個假設是:教牧領袖跟信徒承受的風險是相若的。作者這樣寫道:

當⼤部份信徒無論自願或不自願都要繼續留在香港的時候,牧⼈要繼續牧養他的羊,就只能和羊⼀起留低,因為只有⼤家⼀起⾯對同樣的處境,承受同樣的風險,牧人才能真正成為群羊的榜樣。

筆者也同意,牧者若離港了,實在很難,也未必適合再擔起牧養原有羊群的職責,但有一點卻必須弄明白,牧者作為領袖,在不公義的政權下為公義發聲,其承受的風險是遠大於一般平信徒的(個別在抗爭運動中擔當領導角色或參與高風險行動者除外)。這道理其實顯淺,所謂「槍打出頭鳥」、「擒賊先擒王」,尤其是那些大宗派的領袖,正因為其在宗派內的地位和領導作用,一旦敢於逆權,其受迫害的風險必更高。其實即使是兩年前,那些敢言的牧者已經要承受很多壓力和風險了,但他們仍願意挺身而出,看在不少信徒眼裡,這已經是值得學效的榜樣了。今日香港制度崩壞已加速至如斯瘋狂,教牧若為了逃避遠超起初想像的迫害而離港,他們真的應受責難,被視為樹立壞榜樣嗎?

文章的第三個假設是,牧者一旦離港避禍,就一定是牧者離棄信徒。但現實卻不一定是這樣,可以是信徒比牧者撤退得更快,甚至是信徒自己走了,還為尚留港的牧者焦急也未定。 在某些教會中也可以是信徒根本不贊成牧者高調抗爭,所以牧者離開了也不覺可惜。但無論如何,時局已演變至一個程度,無論教會內外,各散東西已成趨勢,與其問「誰又欠了誰」,不如問各人如何能在各自身處的時空下仍然保存合一的心,並在自身條件許可下為公義奮鬥,也許更有利於應對複雜的現實。

再強調一次,上述幾個假設是否成立,在不同牧者身上會有不同答案,或許真的有已離港避禍的牧者符合這幾個假設也未定 ,若然如此,他們確實有必要檢討和反省。對於那些不符上面假設,並曾為信仰和公義作美好見證,卻在惡法下被迫倉惶辭廟身處異地的牧者,筆者懷著的只有感謝和祝福,願他們無論身處何方,都能得著上主所賜的平安,展開人生的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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