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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中國筆記】《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難以忽視的現實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二月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宣佈,中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按「現行標凖」,近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創造了「人間奇蹟」。凖確而言,「全部脫貧」指的是消除絕對貧困,若以聯合國的貧困標準,尚未脫貧的中國人口恐怕還至少上億。

誠然,我們不能因此就否定這一「全面脫貧」的重要意義,但要更徹底地解決特別是農村的貧困問題以及配合當前擴大內需經濟策略,看來中國有需要採取更具針對性的「振興鄉村經濟」舉措,以及將重點放在若干深層結構方面的調整。

剛於今年4月出版的《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八旗文化,台灣),英文原作是《The Myth of Chinese Capitalism: The Worker, the Fac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作者Dexter Roberts(羅谷)深諳中文,是美國派駐中國的資深記者,從1995年開始採訪報導中國長達23年,曾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國社長,採訪過無數中共高層、中國和外資企業高管,足跡遍布全中國各省及其偏遠地區。

中國模式與奇跡背後的犧牲者

羅谷曾深入廣東、貴州、湖北、安徽、海南、陝西各省採訪,透過與當地的底層農民工建立緊密、親切的關係,做長期的個人和村鎮的追蹤報導和名符其實的「田野調研」。他指出,雖然中國今日已經雄踞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沿海城市享有驕人的經濟成就,但戶口制度對農民工的剝奪、城鄉發展的落差、中央計劃經濟的僵化以及官員貪腐的遺害,造成中國內陸嚴重的社會不公與發展不足,埋下了危機的種子。

同樣地,長期研究農民工問題的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介民,在該書的推薦序中,有著類似的描述:

中國快速崛起的一個公開秘密是對農民的剝削。中國農民承包的土地被國家大量徵收,成為工業區和住商用地。
進入東部與南部城市工業地帶成為領基本工資的農民工,他/她們沒有工作地的戶口,不享有完整的當地社會福利,拔根的他/她們,成為在自己祖國土地上的異鄉人。
當他們的利用價值被榨乾,城市當局認定為『都市之瘤』,就被當作『低端人口』無情地切除──2017年寒冬,北京外來人口被政府強迫驅趕的畫面認人憤怒難忘。

對此,我們還可以不妨作一些補充,對農村及農村人的「制度性剝削」,非始於改革開放時期。在建國以來,中國經濟是透過所謂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即刻意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統購統銷,以補貼工業制品,以此作為中國經濟的「資本原始積累」,而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民工,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次「資本原始積累」,這才是現實中的「中國模式」。

該書作者羅谷表示:

可以這麼說,沒有數億農民工的血汗貢獻,就沒有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昂揚傲氣,但再多關於農民工的書寫與紀錄,仍無法充分表達他/她們對中國發展的奉獻與犧牲。

對農民工的社福及子女教育的歧視

羅谷進一步指出,中國大量的農民工之所以成為二等公民,生活之會那麼不安定,是因為中國的「戶口登記制度」,記載著每一戶的戶籍,並決定了他們亨有的公民權利。「中國的工廠、工地、服務業等那麼多勞動者即使在城裡工作多年,最後仍然無法在當地定居,原因也是戶口登記制,他們享有的醫療保健品質非常低落」。

還有,按照這戶口制度,農民工子女幾乎完全禁止進入城裡的公立學校(少數進去的,通常是要繳付一筆頗大的特別費)。因此,家長被迫做選擇:與父母分離、子女回到家鄉就學,這些孩子的輟學率遠高於城市的孩子們;或是,待在父母身邊,只能進入當地私人設立和條件差的農民工學校就學,到高考時則要回鄉應考,另外,部分則選擇輟學或打零工賺錢,跨世代地重蹈他們父母停留在社會底層的宿命。據估計,今天全中國有人數高達6,100萬的「留守兒童」(即被選擇到回鄉,與例如祖父母同住),數目佔青少年人口的五分之一。

地方政府缺乏為跟隨農民工父母進城的子女提供學位動機,原因是城市公立學校的經費由地方政府負責,預算和動機普遍闕如。羅谷強調:

不論是怎樣的改革,如果要成功,最基本的做法就是把那一道阻礙鄉村學生在城裡就學的圍牆推倒。

賤賣的土地

在書中題為「賤賣的土地」的第三章中,羅谷指出:「中國共產黨本以打倒地主,還地於農民起家,如今官員卻在「土地集體化」名義的掩護下,一面大肆霸佔民產,收刮農田,一面賤賣土地以圖開發,土地買賣之獲利佔了全國地方政府每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時,抵押土地導致的負債已趨近三十兆人民幣。荒唐的是,農民本身卻無法亨有買賣土地的果實」。作者在書中,描述了來自安徽小崗村、海南抱板鎮與重慶郊區的事例,以作佐証。

成長的動力難以為繼

今年2月,甘肅省甘南州合作市一名地盤工頭爬上50米高的天秤吊臂(左圖)討薪,遭公安以擾亂社會治安秩序處行政拘留10天。網絡照片
 

當中國耗盡「人口紅利」之後,成長的動力將難以為繼,羅谷續稱:「過去,他們的廉價勞力是中國製造的原動力、經濟奇蹟的火車頭,如今,衰老、貧窮、低技術的他們,成為中國最大的潛在危機」。他在書中還提到的其他相關課題,包括中國是否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即低端產業失卻競爭力,但又無法轉型為高附加值產業),回鄉創業和轉型服務業(如搞旅游、民宿、泛舟、電子商貿)的可行性,工運人士的遭遇以及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對大改府,大計劃的癖好等。

羅谷在書中最後的一章「即將到來的危機」引述費孝通近一世紀前在其著作《鄉土中國》所述「一個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權力能為人民服務是一個奇跡,奇跡可以有,但不視作當然」。

過去,羅谷這樣的言論可能被歸類為蓄意唱衰中國或「別有用心」,但當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前年6月公開說出「中國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人民幣一千元」時,《低端中國》向我們展示的可能就是「不願面對的現實」和「難以忽視的真相」(inconvenienc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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