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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濤洶湧下的五四隨想


上周五姜濤22歲生日,有「姜糖」冒險走出電車路軌,與印上姜濤照片的電車合照。張麗珊攝

在「姜濤洶湧」的時勢下談五四運動102週年,大概是很老餅的一回事。筆者對姜濤的認識近於零,所以文題的確有很重的抽水味道,但想深一層,「姜濤現象」和五四其實也有種微妙關係。筆者雖不夠「姜味」,看來做不成「姜糖」或「姜粉」,但好歹也知道姜濤是香港本土文化對大國文化霸權的最新回應,而本土文化卻離不開對歷史的認識,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歷史的回顧與反省中確立這個城市的身份,本土的意識也就慢慢成形。我們一直在問自己:香港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地方?香港人究竟是怎樣的人?我們的語言、文化和制度是怎樣在中西夾縫、大國搏奕中催生的?香港在地緣政治與時代更替中的角色究竟是怎樣的?這種一方面為自己的身份尋根,一方面努力打開局面,開創新局的心態,不也正跟五四運動的時代背景和人心向背相似嗎?

如果說香港本土文化運動是一場力求在大國統治下確立香港身份的保衛戰,則它跟1919五四運動可相比較的地方就更明顯了:五四是一個很複雜的文化、思想及政治運動,中間提出了很多問題,而核心問題之一,是中國怎樣在回應西方現代文明和劇變的世界秩序中確立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而這個回應至今未完,還一直在纏繞中國,看來還是會一直纏繞下去,直至中國肯重新反省百年前就已提出的問題,並檢討自己回應的方式。至於香港,它素來的獨特之處,正是它為中國提供了最好的實驗機會,懂得珍惜利用的話,就可讓中西文化和制度在這裡互相吸收影響,產生良性互動,以供中國借鑑。可惜的是,雖然香港這個實驗證明是成功的(董橋在新著《文林回想錄》中引陳之藩語),但當權者反倒認為它對現代文明和國際秩序的回應模式才是唯一偉大、光榮又正確的,它至今仍拒絕反省和承認,根本上它連認真面對五四提出的問題也談不上,更遑論解決了。余英時教授在一篇討論陳獨秀的文章中提醒我們,像歷代的農民起義一樣,流寇根本不關心五四時知識份子提出對文化、思想及政治制度的反思與改革的問題,它只是利用這些問題在社會上引起的震盪,攫取並保住權力。[1] 

胡適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在學生集會上演講。照片來源:搜狐

余教授在另一篇有關胡適及五四的文章中,曾以啟蒙(Enlightenment)和文藝復興(Renaissance)兩種取向去概括當時知識份子對中國所面對危機的解決之道。胡適一方面深諳西方文化,擁抱自由主義,一方面又有深厚傳統中國舊學根底,余教授認為,胡適把五四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視之為以「『理性對抗傳統、自由對抗權威,以及以讚揚生命和人類價值對抗壓抑的一種運動』」[2] ,實質上是繼承了西方啟蒙運動的精神,所以他強調文藝復興與啟蒙在西方歷史中的連續性(甚至「有時未能在兩者之間分出界線」),並致力推動中國在文字、文化、思想和學術領域方面的更新變革,以為社會及政治改革建立基礎。

相比胡適,另一名五四運動大旗手陳獨秀則是更激進的時代改革者,用余教授的說法,他是「在每一個激化的新階段都扮演着領導地位」的人,他「參加過同盟會,是『五四』思想運動的大領袖,最後更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像他這樣的一個人,雖「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思想家」,卻在關鍵時刻把激進思潮「落實到行動的層面」,更「直接影響到整個中國的命運」。從這角度看來,真心愛港的年輕人所以把思想化為行動,不也是跟陳獨秀一樣,源於「民主和科學是他(們)的終極關懷」嗎?那是出於對身處土地的愛,而不是甚麼危害國家安全吧!陳獨秀所以最終給開除黨籍,只因他是當時共產主義運動中「最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個人‥‥所以他雖然一度否定了『民主』的價值,但經過六、七年的『深思熟慮,終於徹悟到民主政治是近代文明的基礎』。他抓住了民主的本質,因此才毫不遲疑地宣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而此番覺悟,是他於1940年發表的。八十年過去,陳獨秀讚頌的自由半點不見跡影,他泉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陳獨秀和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

對比於胡適和陳獨秀身處的時空,香港沉積的歷史甚至更為厚重獨特,西方文化精神價值和中國傳統文化美德都在港人的血液中流動。在平常日子,港人可能給人一種只顧「衣食足」的印象,但過去幾年,每到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受到衝擊之時,「知榮辱」的港人就會傾巢而出,一百萬、二百萬、一百七十五萬,那怕當下事不可為,但港人仍為之,因為心中認定了這種漂亮的固執,不單是為了保住做人的尊嚴,也是為了這歷經百年,在種種偶然下才成形的明亮之星不會就此隕落。五四是一個文化斷捨離的年代,在冀望民族富強的迫切中,在亂離下的種種權宜,在狼子野心的播弄下,文化與價值一片花果飄零。今天港人也到了斷捨離的年代,不過無論是默默在這裡守護家園,又或是漂泊在外磨勵精神,甚至要在監裡挺直腰板,只要不捨棄這城市賦與我們的記憶和價值,這城市將仍將有浴火重生的盼望?!

註釋:
1〈陳獨秀與現代思潮—郭著《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運動》序〉,收入余英時著,《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台北:三民,2017,頁77-87)
2 〈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收入余英時著,《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台北:聯經,2012,頁26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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