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 Logo
眾新聞 CitizenNews
眾聞

【文革55年】紅衛兵反思文革 -- 廣州退休副教授黎喬立專訪


提起唐詩,大眾最滾瓜爛熟的作品之一,莫過於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用字淺白,小孩都能琅琅上口。

唯獨詩中蘊藏的情真意切,稚子卻未必能體會。這種有家歸不得的思鄉之情,不止發生在唐代。即使經歷千百年後,在當今移民潮再現的香港,作品仍舊能引起不少共鳴。

研究緩解美學的廣州退休副教授黎喬立形容:「從古到今人類都需要藝術,都需要緩解。」他曾出版多部相關著作,包括最新作品《孤獨者為何能創造世界》。大眾乍聽之下,或許覺得題材比較抽象、頗有距離感,其實和每個人的心靈離不開關係。

廣州退休副教授黎喬立

打個比方,小時候我們羨慕同學穿新衣,向家長哭鬧著要買。在父母眼中或許單純意味著荷包要出血,而在黎喬立看來,這種慾望卻是出自本能,是基於我們天生的審美需要 — 喜歡好看的衣服,而觸發出的「應激反應」:「買新衣給他,滿足他的審美要求,他的應激反應就緩解了。」

「我的理論就是從緩解角度去解釋美。」

時代的產物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唐代的李白有感而發,會透過寫詩排解孤獨,宋代的蘇軾及李清照寫的是詞,清朝的曹雪芹就寫出章回小說。隨著時代不同,緩解形式亦會不同,衍生的藝術作品自然不一樣。

不過今時今日詩詞歌賦不再是主流表達形式,黎喬立指緩解途徑依然不缺,甚至比古代更方便、門檻更低:「你在朋友圈發一個段子,大家都覺得很開心,覺得你很幽默。不一定有很高藝術水平,但就包含了藝術。發自己的旅遊照片是否藝術呢?都是藝術,都有緩解作用。」

那麼當時下藝術作品都能在網絡發表,愈來愈百花齊放,當代的藝術經典是否應該比任何年代都多?黎喬立在著作中指出還要視乎兩方面,包括作者的心理局限,以及社會制度的制約。

簡單來說,前者講求創作者的天賦和靈感,後者卻遠超個人能力所控制。像書中假設才華橫溢如詩人屈原,若出生在晚一點、採取焚書坑儒等文化高壓政策的秦朝,詩人自由奔放的才氣,大概難以展現。

同樣道理亦能訴諸於其他時代,黎喬立舉例:「知青下鄉亦有好多悲劇,表達的文學還是太少。」這種深刻認知,或許是源自他的成長經歷。

洪流裡的浪花

生於1947年的黎喬立,年輕時候的遭遇,幾乎與比他晚兩年「誕生」,建政於1949年的中共政權環環相扣。

他的孩提時代正值建政初期,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從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及三反五反運動,到後期的大躍進,重重洪流席捲全國,將政治氛圍逐漸推向狂熱。直至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黎喬立就讀廣州市第十六中學,社會上的政治熱潮亦瀕臨巔峰。

黎喬立就讀的廣州市第十六中學

若細看浪濤滔滔,全憑浪花一點一滴交織而成;政治浪潮的背後,同樣由眾人一舉一動所成就。黎喬立固然並非興波作浪的始作俑者,卻和很多同齡的年輕人一樣,成為洪流中的浪花,在高中畢業後加入紅衛兵行列。

回首前塵,黎喬立最鮮明的記憶之一,是和高中時的語文老師有關。該老師曾在同學面前表揚黎喬立的文章意境高超,豈料隨後話鋒一轉,指黎喬立字體麻麻,若到外面投稿,編輯會懷疑文章是抄襲的。

這番說話被黎喬立記在心中,文化大革命時,他想起老師曾在參觀展覽期間,對雷鋒書法自言自語道「字寫得不錯」。原來老師學雷鋒不是真的學雷峰、欣賞雷鋒的事跡,而是鑑賞他的書法。黎喬立後來將事件寫成大字報,「現在都覺得有點不太對得住他。」

另一樣黎喬立強調的,是自己從小都不覺得自己優秀,這種自卑感卻在文革中打破。眾所周知揭開文革序幕的綱領文件,是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在文件公布大約半個月後,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撗空出世,提出要「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並於隨後發展成「破四舊」運動。

但要投身「破四舊」行列,並非人人有資格。若不是屬於紅五類,即出身於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農或是下中農這五類家庭的子女,而是像黎喬立般五類皆非就無法參與。而隨著左派思潮愈趨旺盛,其後更衍生出血統論,主張憑先天的血統和身份,斷定個人的性格及命運。典型就如當年紅衛兵張貼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

這成為黎喬立性格改變的契機,他挺身而出反對血統論,認為不能憑血統分好人、壞人,更在小報寫過不少文章表態。當今天不少人視造反派為壞蛋,黎喬立表示:「其實不見得,有些造反派是批評官僚主義,批評血統而走出來的。」

「我不贊成文革,絕對不贊成。文革是一個悲劇。(但)對文革的理解,今天會有很多誤解。實際上當時很多當權派,數十年來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下層沒甚麼機會發言。文革時他就有發言機會,所以很多人參加造反派。」

由知青到文青

提起紅衛兵,不少人都會想起以下經典場景 — 時仼國家領導人毛澤東8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現場紅歌歌聲沸騰。但對於黎喬立來說,火熱的紅歌唱了不過2年,隨著他投入上山下鄉運動,調子逐漸轉換成略帶滄茫的知青之歌。

黎喬立指一開始沒想到下農村很苦,反而覺得自己應該了解農村社會。當時知青被派去哪兒,基本視南北而分。像北方青年一般會到北大荒或內蒙古,上海學生可能前往新疆,而在南方、包括廣東一帶的青年,就會被派到海南島居多。

至於投靠親戚的黎喬立,在1968年下鄉到廣東省江門新會,一去便是七年。這段知青歲月,黎喬立記憶猶新,例如他曾擔任廣播員,記得當地農民甚喜歡標準的廣東話廣播,但最深刻的還是農村的艱苦日子。

上山下鄉的黎喬立(左 一)

他在稍為富裕及相對窮困的農村待過,前者苦幹一天能賺8毫(0.8元),後者苦幹一天只賺7分錢(0.07元),收入足足相差十倍有多。作為時任村會計,黎喬立經常在農閒時帶領大批農民到別的村借口糧。他指這份窮苦滋味,在當時承受不了,至今亦忘不掉,直言忘掉就是背叛知青群體。

相比現在不少青年讀畢中學便升大學,餘閒時上網追追劇或打打電子遊戲,一切如此理所當然。黎喬立那代中國青年最青春的年華,卻是兜兜轉轉:「你如果下鄉一年半年就不同,可能是有益。但我們一去就去了七年,應該指是浪費了不少時間。」

像黎喬立1966年高中畢業後,往後近十年都花在文革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直至1975年才回到城市,當過2年建築工人。期間他不忘自學,1977年考上廣州師範學院,即現在廣州大學的前身,成為文革後復辦大學的首屆學生。

黎喬立成為文革後復辦大學的首屆學生

他慶幸高中時知識基礎打得紮實,學業不算太難追上,但當不少大學同窗都比他年輕,自然有點年齡壓力:「一方面覺得是改變命運的機會,另一方面又覺得與較我年輕十多歲的同學一起讀書,哪怕我成績比他好,我永遠都追不上他們。」

不過要數鞭策他埋頭苦讀的最大動力,還是基於他的求知若渴,在當時逐漸開放的學術氛圍更是如魚得水。黎喬立在書中寫到:「十分幸運的是我進人師範學院念書的時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間點。」

「在這個時間點上不但被關停多年的大學剛剛重新招生,而且一門被關停更長時間的學科:心理學也剛剛被恢復。這是改革開放初期才可能發生的事情,這種所有時代所罕見的事情我遇上了。」

這種說法是由於以往學術界討論文學問題,往往會從階級論的立場出發。但隨著社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理論框架開始鬆動,中國文壇隨之而活躍。國內學者開始翻譯被禁的外國學術著作,反思文革後遺的傷痕小說亦陸續出現,青年們對它們求知若渴:「你做一個作家是非常光榮的,是大家很羨慕的事。」

而浸淫在學海的黎喬立,亦在那個時期發現強項是心理學,促使他一步步走上相通的美學研究道路:「人生能夠解決的問題不多,這麼多學科及問題,我最有希望能夠解決的就是美學。」

美學的未來

文革發動距今55個寒暑,當初的紅衛兵成為追逐知識的青年,到今天更著書立說。黎喬立的經歷,彷彿蘊藏著時代的縮影。

談到明日中國如何走下去,黎喬立覺得關鍵之一,是大眾思想需要再解放。例如時下不少人會抗拒記錄社會悲劇,但黎喬立認為,與其視社會陰暗面為忌諱,倒不如直視黑暗:「我們現在一般人對悲劇往往有點誤解,容易把悲劇作為對社會的抹黑,其實太平盛世都有悲劇,任何社會都存在悲劇。」

「你如果寫這些悲劇,我們這裡的出版界就要禁止你。假如這樣我覺得不利於藝術的發展,亦不容易產生偉大作品。」

他引用緩解美學,能夠給予人們直抒胸臆的空間,其實有利於社會出現更多偉大作品,更有助緩解個人壓抑:「(像)小說的效果是,如果你看到同類的悲劇,他的頭腦會產生一個共鳴。對壓抑減輕其實是緩解,本身就是一種心理治療。」

「為何文革特別多精神病人,有人甚至上吊自殺?其實和得不到緩解很有關係。有些大作家如傅雷、老舍,你如果讓他有寫作的空間、寫兩本小說,像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寫了他就不用自殺。」

魯迅

回想當年魯迅棄醫從文,是基於「強健民族體魄」不如「醫治民眾心靈」的心願。若問受魯迅影響的黎喬立有何心願,他指希望自己所創的緩解美學能有後浪接棒,但在內地學術界只求按步就班、一板一眼的氛圍下,似乎不易。

黎喬立舉例,他曾差點獲廣東某著名大學聘請,多年後兜兜轉轉發現作罷的原因,或許是對方對他的學說未有充分認識,包括該大學的圖書館將他的書錯誤分類,美學書籍竟誤存到醫學院圖書館。黎喬立擔心其他想開創學術新道路的學者,亦會像他般碰壁,未能用人為材。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是自古以來不少知識分子孜孜不倦的追求。經歷時代洪流多番沖刷的中國,今天縱然不再流行唐詩,但要在當今的文化氛圍下,再次成就如《靜夜思》般抵受得住時間歷練的經典,路是近、還是遠?




請加入成為眾新聞的月費訂戶,長期支持我們的工作。所有訂戶都可以收到我們的「每周時事」通訊 。

月費訂戶網址:hkcnews.com/aboutus/#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