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楊虔豪（駐韓獨立記者、韓半島新聞平台創辦人）】
《大公報》於5月15日刊載資深媒體人屈穎妍的專欄文章〈30年間的秘密〉，主張以《上流寄生族》獲奧斯卡獎的南韓導演奉俊昊，能從原本在民主化抗爭現場丟擲易燃武器的學運份子，成為國際公認優秀導演，是因政府「在暴亂後廣設演藝學校」，讓南韓幾十年後「再無汽油彈」，韓流亦蔚為世界風潮。
文中還提到，若社會上有足夠表演舞台，讓年輕人發光發熱，政治就不會成為他們的選項，奉導演即為最好例證；她認為香港應學習南韓，讓參與抗爭的年輕人發展專才，並提供施展機會，才能將他們「拉回正軌」。
我駐守南韓採訪逾8年，最近剛好完成電影產業的報導，對比南韓實際發展過程，發現屈女士的主張，存在許多謬處；身旁的南韓同業與友人，看了文章無不「嘖嘖稱奇」，因為屈女士若非無知，就是刻意誤導，對歷史發展的認知偏狹與邏輯錯亂，須一一破除。
「年輕人抗爭搞破壞→政府仿韓培訓演藝並建立表演舞台→年輕人可展長才而降低政治狂熱→社會恢復安定」，這是屈女士參考南韓經驗後得出的思路。最嚴重的是，她忽略民主化運動在80年代的南韓所扮演的角色。那是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排除總統民選與各種權利自由，並血腥鎮壓異己，引發民憤而導致。
現在南韓街頭不再有汽油彈，並非因年輕人獲演藝或技能的表演舞台所致，而是當年學生們走在街頭前線抗爭，吸引各界民眾共同參與，使規模擴大至全國各地；國際奧會甚至發函稱「若持續動盪，不排除取消漢城奧運主辦權」，在海內外交相進逼下，迫使軍政府在1987年釋權，修憲並舉行總統民選。
從全斗煥發動政變到釋權，獨裁統治的7年間，有光州市民遭軍方無差別鎮壓；有組織勞權運動的大學生朴鍾哲與權仁淑（現任國會議員），分遭「水拷問」致死與「性刑求」；屈女士自己也在文中提到，示威者李韓烈被警方催淚彈擊中後腦勺而死亡，這些真實情節，都在民主化後的韓片中，相繼登場。
就是意識到獨裁體制正加劇人權侵害，還無法伸張正義，民眾抗爭力道才不斷激化，對軍警採取更激進、甚至存在暴力的反擊措施。因此，汽油彈、催淚彈最終消失，是民眾力量累積鮮血與憤怒所成就出來的。
當時尚無「韓流」；各種影視內容，皆以國內市場為主；當今培養出奉俊昊與其他知名導演的「韓國電影學院」，確實在軍政獨裁時期的1984年成立，提供專業訓練課程給對影像領域有興趣者。
但當年影視內容皆得經過審查──有導演在電影中拍攝示威場景後，被當局命令拿掉，以團體觀看棒球賽的情節替代；作為王牌主播的JTBC電視台社長孫石熙，也曾在著作中提到，自已曾於獨裁時期前往政府將要開發的濕地，採訪被迫遷的農民心聲，最後上級為避免觸怒政府，趕在播出前，將帶子抽掉。
全斗煥在政變後，強行整併報社、廣播電台與電視台，控制數量，讓政府能有效管控。而為消弭民怨，軍事政權還透過名為「3S」的愚民政策──螢幕聲光化（Screen）、體育化（Sports）與色情化（Sex）──藉由解禁淫亂或大量聲色動作的娛樂影視內容，讓民眾沉浸其中，削弱反政府意識。
因此，南韓電影陷入黑暗期──早從軍事強人朴正熙執政後，片子就得受審，各種情節受箝制，還得配合國家宣傳反共意識形態，民眾漸覺無趣，國片開始喪失競爭力；「3S」政策上路後，色情片又蓬勃發展，重創國片品質。以美國為首的西洋電影，正式成為市場主流。
我們熟知的「韓流」，成形於90年代中後期。當時，民主化逾10年，環境已大幅改變──各種文創內容，不再有政治審查，影視工作者自此享受自由創作空間；CJ等大企業開始巨額投資電影製作，政府也興建各種拍攝場地。
準備電影產業報導期間，我採訪了兩位南韓電影學者，他們異口同聲告訴我，韓片能發展起來，1998年上台的金大中總統，是重要指標。在他任內，政府對電影的角色，從「干預」，經民主化後的過渡期，正式轉為「支援」，提供國片拍攝場地與設施、給予導演經費，減輕各種製作負擔。
金大中正是獨裁時期，最積極反抗的政治人物；受盡拷問、綁架與軟禁的他，上台後便致力營造便利又奔放的製作環境，加上CJ投資的電影產製體系成形，導演能無盡嘗試，觀眾也發覺國片趣味與水準提升而回流。南韓國片市占率從1998年最低點21.3%，到2003年首度超越洋片並過半，近年則在6成上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知名導演，開始毫無禁忌地，將各種歷史、政治與社會題材，融合批判意識，注入電影中，成為當今韓片獨樹一格的特色，並使其能與向來只重視聲光動作的荷里活電影有所區隔。香港多年來一直高居韓片輸出地的前5位，相信這也是獲觀眾青睞的主因之一。
從早年的《原罪犯》、《韓流怪嚇》，到近來在香港也受注目的民主化題材電影──《逆權司機》、《1987：逆權公民》，還有海內外皆獲商業成功的《屍殺列車》、《與神同行》，至去年揚名奧斯卡獎的《上流寄生族》，賣座韓片一登場，華文與西方媒體，都會爭相探討導演的批判意識與南韓現況，即可見一班。
要讓影視創作者，在作品中帶出個人對所處環境的關懷、藉其批判意識，帶領觀眾獲聲光享受外，還能有所反思、帶動社會改變，前提是言論自由延伸出無拘束的創作環境，不用顧忌有「底線」或是否觸及「政治」。
在製作電影專題報導而採訪時，影評出身的南韓江南大學教授姜由楨向我表示，她在課堂上，會不斷向學生強調：「南韓電影的成果，是和民主同步的；當今韓片的成功，正是民主化結出的果實。」她說明，唯有表達自由不受壓抑與限制，人類的真實情緒與時代的感性，才能如實呈現。
無獨有偶，主演韓劇《大長今》而揚名海內外的演員李英愛，2014年接受《明報》專訪時，也認為「民主締造韓流盛世」，主張要求民主化的抗爭，成功衝破禁錮，民間被壓抑的文藝表達欲求爆發，才衍生出多樣文化；當今許多廣受好評的影視內容，皆以民主化運動為背景創作。
她還表示，若處於審查嚴格的時代，演技將無法發揮自如。由此可知，就算電影通過審查、未觸及禁忌或政治議題，演員表達劇情的方式，仍會因審查本身的存在而受限，進而影響文創產業。
屈女士認為，年輕人若有展現長才的舞台，就不會選擇政治，這是嚴重的自我閹割。事實上，政治無所不在──在南韓，過往年輕人參與反政府示威，是爭取民主的政治行動；當今，南韓導演無忌諱地呈現包括政治在內的題材、注入批判意識，不僅是政治抉擇，也是先前人們透過政治行動，所贏取的權利。
南韓與台灣都歷經獨裁統治與反政府示威，許多父母當時會勸誡子女「少碰政治」，深怕會帶來禍害。但韓、台「學運世代」會毅然參與包括示威在內的政治活動，原因正與屈女士「無發展舞台」主張類似──問題出在，當下政治無法回應訴求，使他們壓抑受制，覺得前途無望；相信當今香港年輕人，亦是如此。
投資南韓電影，並建立系統化產製體系的CJ集團，初期曾以香港電影作為取經對象。80年代，港片風靡南韓，如同現在韓片迷倒香港觀眾，許多人都叫得出香港演員之名。CJ內部研究港片後，得出香港特色在成功塑造「有喜劇情節和人情味的功夫片」，因而決定連串投資與製作實驗，力圖開發韓片的特色。
港片叱吒海內外的80年代，正是香港思想最自由奔放的時刻；同期的南韓，卻處於獨裁統治、電影受審查的黑暗時代。南韓民主化後，影視擺脫箝制，雖遲至90年代中後期才起步，卻在政府支援與大企業投資下，打造出影視帝國。
反觀曾以電影輝煌一時的香港，如今則倒退回80年代的南韓，民眾意識到政治環境驟變而展開抗爭，卻出現以愛國為名的思想審查與政治干預，兩造命運交替，令人感慨。
提出南韓發展經驗的屈女士，忽略了80年代、奉俊昊導演親自參與過要求民主的政治行為，正是締造她眼前所見「韓流」的功臣；而過往箝制影視與當今發揚影視的，是兩朝完全不同的執政者，她卻意圖混淆。民主化締造韓流盛世，最後被她「倒因為果」，扭曲為「培育韓流進而成功遏阻政治抗爭」。
香港年輕人確實需要發展舞台，但要的是能暢所欲言、不用擔心有任何禁忌底線，且能自由選擇，哪怕你我立場相異、哪怕彼此不同意對方，都能多元呈現與思辯的舞台。若有一天，港人導出六四天安門事件或反送中抗爭的電影，批判政權而能不被封殺，正常上映，我們才能真正期待，下個香港盛世的到來。
延伸閱讀：
【借鏡南韓電影（上）】南韓如何成為奧斯卡新面孔？（讀＋，2021.4.26）
【借鏡南韓電影（下）】輔導金之外，臺灣政府如何把「臺流」推向國際？（讀＋，2021.4.26）
李英愛﹕民主締韓流盛世（明報，2014.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