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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下司法新秩序 不設陪審團無得拗 不准保釋無權質疑違憲


唐英傑就案件不設陪審團的決定提請司法覆核,今日(20日)遭駁回,理由是沒有合理可辯性(not reasonably arguable)。申請方認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發出證明書,指示法庭案件不設陪審團,是錯誤行使《國安法》第46條賦予她的權力。惟法官李運騰駁回申請,認為律政司司長是唯一可決定是否使用「新模式」(不設陪審團)的人;並認同律政司指,該決定屬於刑事檢察工作,在《基本法》第63條規定下不受任何干涉。

《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刑事程序出現「新模式」。早前黎智英保釋案上訴至終審法院,黎智英一方認為國安法有可能違反人權,但終審法院判詞中明言,法院無權裁定國安法條文違憲或無效。

香港過去行之已久的刑事司法制度,在國安法下出現一套新模式,而且幾近無法被挑戰。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就唐英傑案發出證明書,指示法庭不設陪審團,改由三名法官組成審判庭。港台資料圖片

國安法首案被告唐英傑,針對其案件不設陪審團的決定提請司法覆核。司法覆核聆訊於上周一進行,高等法院今日頒下32頁判詞認為申請方的理據沒有合理可辯性(not reasonably arguable),拒絕批出申請許可,意味唐英傑案6月開審時,將維持無陪審團的安排。

《國安法》實施以來,涉嫌違反國安法的被告透過上訴、申請人身保護令、司法覆核等程序爭取保釋及陪審團審訊等權利,卻一一被駁回,反映《國安法》下香港法院正根據一套新法制邏輯進行裁決。

法官李運騰在判詞形容,《國安法》第46條為高等法院原訟庭的刑事程序,創造了新審訊模式(new mode of trial ),律政司司長是唯一決定案件是否用新模式的人(即發出證明書),並且律政司司長使用新模式時,沒有規定需事先聽取陳述或通知嫌疑人。李官指出,當證明書發出後,律政司司長的指示是強制執行的。

《國安法》條文 法院無權裁違憲

今年2月,被指勾結外國勢力違反《國安法》的黎智英,曾經申請保釋候審,高等法院批出後律政司不服提上訴,戰場移師終審法院。終院判詞揭示法庭如何詮釋《國安法》下的保釋條文,即《國安法》第42(2)條:「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黎智英一方提出,《國安法》立法行為或違反《基本法》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終院引用吳嘉玲案指,由於《國安法》是全國人大及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行為,不能進行憲法覆核,故無權裁定國安法條文違憲或無效。

原獲保釋的黎智英結果再遭還柙,其後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亦告失敗。由去年12月至今,黎智英已遭還柙5個月,但涉違國安法的案件仍未排期開審。上個月黎因8.18案、8.31案被判監14個月,此前一直處於未審訊先失去自由的狀態。

《國安法》生效 廢陪審團審訊權利

至於首宗涉嫌違反國安法的唐英傑案,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行使《國安法》第46條賦予她的權力,指示案件不設陪審團,改由3名法官組成審判庭。唐英傑對此提請司法覆核,高等法院法官李運騰今午頒下判詞,拒批准許其申請。

李官不認為陪審團審訊是申請方所形容的權利,更言:「即使假設在原訟庭刑事程序的嫌疑人,具有申請方所指的陪審團審訊權利,這個權利亦都被廢除了(abrogated),不是因為律政司司長發出證明書(指示案件不設陪審團),而是因為《國安法》第46條及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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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傑司法覆核案,雙方有三個主要爭論點。

陪審團審訊(jury trial)是否屬被告的基本權利/憲法權利?李官指,代表唐英傑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都得承認,在國安法下這不是一般權利(general right)。律政司有權選擇在案件交由裁判法院或區域法院審理,兩者均不設陪審團。

戴啟思認為鄭若驊發出證明書所提供的兩個「理據」含混:(一)為保障陪審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以及(二)若審訊設陪審團,可能會有妨礙司法公義妥為執行的實際風險。儘管李官認為戴啟思對第二個理據的批評是合理的,但理據(一)是《國安法》第46條寫到明的,因而已經足以為鄭若驊發出證明書提供正當理由。

戴啟思另外又爭議,《基本法》第86條指「原在香港實行的陪審制度的原則予以保留」。律政司一方反駁表示「保留」(maintain)不等於「不變」(no change)。李官認為取走陪審團審訊的權利,不違背《基本法》第86條:「『保留』是指保留陪審制度,但不意味著保留制度內的所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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