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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德國港人的心理掙扎


導論

探討完「在德國生活的困難」之後,我就希望更進一步, 講講移居德國的港人,會面對什麼心理上的掙扎。當時執筆, 剛好遇上由多個海外港人合辦的《如水》雜誌創刊契機, 而身處德國的黃台仰也是編委的成員之一。在《如水》的創刊號入面, 他以〈香港:我們的家園〉 為題,以學術形式探討家園的哲學含義。 全文已經在Facebook開放給所有人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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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德語講「家園」一字,我們可以直接翻譯成Heimat這一個名詞。這一個字在德語世界的底蘊極爲深厚,十分值得深入探討, 而他在文中就以此為根據,拓展了我們對香港家園的想像。 閱畢此文,得著甚多,尤其是他作為最早一批的流亡港人, 黃台仰反思自己和遙遠家鄉的關係,當中一定有發人深省的地方。

特此,我跟黃台仰及另外一位也曾在香港有活躍政治參與的社運人士Kylie,舉行了一個直播對談:

這個對談,可以說是講解申請德國難民庇護系列的完美結束。今次拙文,我希望可以抽取當中的重點,加入自己少少見解, 讓讀者可以有一個最後的總覽。

「困難」和「掙扎」

上一次,我講的是在德國生活會遇到的困難,今次我想講的,是來德後香港人可能會有的心理掙扎。

可能讀者會問,心理掙扎,不就是困難嗎?確然, 兩者可以互為因果,但其實仍應分開剖析。

生活上的困難,是比較客觀而不可抵抗的條件。而面對嚴苛的生活條件,每個人的反應都十分不同。畢竟, 困難所激起的情感,是一個很獨立於每一個人的事情。我想探討的心理掙扎,部分我自己經歷過,身邊的人(不限於香港人)亦有體會過。所以「困難」多是外在,「掙扎」多是內在。

當然,我把「困難」和「掙扎」特意分開來說,不是認為人人面對挑戰的時候,都要把客觀的困難和自己主觀的掙扎切割,這樣既不切實際,也不是面對自己的正確態度。「我」之所以是「我」,就是我有我的感情和觀點,否定感情,就是一種不健康的自我切割。不過,我覺得把兩者分開來討論和審視,也算是一個面對困難,面對自己的良好方式。

自我懷疑和身份認同的困難

遇上人生苦困的時間,只要略欠自信,很多時候都會首先對自己生疑。但是大家要知道,天意弄人,命運不可能時時刻刻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理性上, 我們不能一遇上逆境就自我懷疑,但感性上要克服這種錯誤估算,談何容易!離港之後,能否在逆風中繼續航行,跟自己的世界觀和處理逆境的能力有很大關係。

謙虛和自疑,自信和驕傲,兩者只差一線。謙虛是美德,但自我懷疑太過,就失卻了對自己可以創造成就的正確估算,難以令自己踏出第一步;而越不肯踏出第一步,就越容易自我固化這種「無能」的感覺,造成惡性循環, 跌入自怨自艾,無所作為的深淵。如果沒有預先計劃來德( 例如急於逃避政治打壓的難民),很多人就會被語言首先擊倒,認為自己沒有能力學好德文。但大家都知道,只要肯學(每日投放三兩小時),而方法得宜,正常人學德文,都可以在一年半載內有能力跟其他德國人作溝通。

我記得2016年完成C2考試,幾個星期之後打開從歌德送出的信封,收到德語大文憑的一霎那,我感動莫名,拿出多年前在中大修讀德語的時候,所考的第一張試卷,作出比對。我嘆息:怎麼想到,六年前我連德文動詞最基礎的變位概念也無法掌握,六年後我就手握一張被認為有近乎德文母語水平的證書?讀德文的旅途,我遇上不少挫折,但我仍然選擇堅信自己,一步一腳印:只要肯踏出腳步,所有人都能夠有成功的一天!

筆者取得的C2德語大文憑。

信任父母,信任身邊的摯友,對於很多人來講是稀鬆平常的天性,但你信任你自己嗎?有如黃台仰在〈家園〉 一文中提及,人無時無刻都會被自己家鄉的環境,身邊的人所影響,塑造出自己的價值觀,定義自己的身份和認同。如果身邊的環境和社交模式出現突變,所依靠的價值觀和身份認同都會同樣被動搖。家鄉是定義自己的一個地理框架,離開了這一個框架,就猶如突然失去信任自己的依靠。

常言道:「人離鄉賤」。離鄉別井,午夜夢迴,有時會無故拷問自己「我是誰」。但懷疑絕不應該取代信任。在新環境之中,我們可能暫時無法自由溝通,但我們不應懷疑自己的溝通能力;我們可能無法掌握新生活的所有細節,但我們不應該懷疑自己的自理能力;我們可能無法掙到過去在香港賺到的收入,但我們不應該懷疑自己能夠貢獻社會的特有價值。

相信自己,是踏出第一步的基礎,而只要能夠踏出第一步, 就有第二步,第三步。轉眼之間,其實終點在望!

孤獨感

人是羣體動物,離開了家鄉,也是為家鄉的人際關係劃上休止符。 我想,就算現在資訊科技如何發達,但通過攝像頭所映照的臉龐,永遠都不可以替代對方站在你面前的氣息。

加上,生於香港,長於香港,見證家鄉經歷巨變, 到異地重拾新生活,可能就更加需要有熟悉的人聆聽自己的內心點滴,或是讓重要的朋友給你珍貴的反饋。我覺得,惦掛香港的飲飲食食,人之常情,但總叫可以承受。離開至親的傷痛,卻無法置之不顧。

另外一個最令人覺得惋惜的「孤獨感」,是因為地理位置的不同, 經歷的不同,與昔日的朋友越走越遠…這種傷感,不是離別的孤獨。離開家鄉進入新世界之時,社交圈子改變的路途,確實是要自己一個人慢慢去走。

我在以往的專欄也提及過「寂寞和孤獨」這個話題, 在此我就不深入再講。可幸的是,我在兒時,既有跟同學朋友聯群結黨的時光,也有自己趟在床上,幾日幾夜不見一人瘋狂閱讀的誇張經歷。有人喜歡自己一個閱讀,有人喜歡自己一個聽音樂,有人喜歡孤身一人進行藝術創作,如果有一個無須與其他人共享時光的興趣,偶爾抽身, 面對一下自己,我相信對於身處異鄉的人,肯定不是壞事。

談談德國社交禁令和現代的「寂寞」(眾新聞,2020.5.10)

分離和融入就是抽離和逼壓的過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人如果要進行一個活動的話,他背後最大的動機是什麼?答案是:因為他曾經做過這一個活動!換另一個角度來講,就是習慣的力量。大家起身梳洗刷牙的時候,原來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昨天我也有刷牙」,而不會去思考刷牙對我們牙齒健康的好處才去決定今日刷不刷。 從此可見習慣和熟悉的生活模式,是定義一個人行動基礎的藍圖。

來到德國,我看見不少香港太太,為德籍的另一半捨棄香港的生活,毅然出走到德國,探索一個全新的國度。但一開始人生路不熟,言語不通,又因為沒有駕駛執照,在德國出門也有困難,終日獨守家中,鬱鬱不歡。

我曾經有機會跟幾位香港太太傾談過她們的憂鬱。當然,通過簡單的交談,我無法完全理解她們的思緒,但我有一種感覺:她們當中有不少人可能可以狠心和家鄉道別,並與自己的過去,包括與家人、朋友千絲萬縷的關係一咬牙一刀切斷,將其視為生命中一個階段的終結。但失去了過去的環境,就失去了行動藍圖,突然變得無事可做。這些人抽離了過去的身份,卻尋找不到進入新身份的契機,無法回答「我到底想擁有什麼生活」這一條問題。

分離和融入,其實就是一個抽離和逼壓的過程:在德國不能過香港的生活,就確實要把自己「擠」進一個新的角色。這種壓逼當然伴隨痛苦,但卻有其必要性。人到德國,講融入,我們不必磨滅自我,妄想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完美的德國人,但在德國社會生活,就要扮演一個德國社會入面的角色,「一個身在德國的香港人」這個身份, 也可以令我在德國生活得悠然自得。不能融合,就是這個有機的過程無法順利進行,這種情況, 甚至會延續到下一代。

我之前也在Facebook上分享過,部分希望移居德國的港人,過分強調兒女生活環境的重要性,完全忘記自己是領導家庭的角色,小朋友只會望著父母的身影來走。有一些「港二代」,從少就對自己家庭和德國社會之間的關係帶上很多疑問,認為自己父母與德國格格不入,內心充滿衝突,長大之後,身份認同和自信心都遇上巨大挑戰。 這就是不能融入德國社會所帶來的後遺症。

思鄉之情

筆者與黃台仰及曾在香港參加社會運動的Kylie視訊對談。

在對談的時候,我和兩位嘉賓都有講到有關對家鄉的思念。

跟「別離」的撕裂是不一樣的,「思鄉」可以是一個漫長的路途,是反思自己和家鄉關係的過程。離鄉早期,對家鄉的思念是確實而強烈的。到了離開香港越久,伴隨著牽掛,思鄉就變成一點一滴的苦。

這種微微而長久的壓抑,遇上奇特的畫面、聲音、味道和氣味, 都會突然觸發起對香港的無限思念。甚至,這種情感上的觸發可以是在潛意識的層面下發生的,這種「陰濕」的突襲,我跟黃台仰都有經歷過。

是不是充滿噪音的街道,會讓人記起通往入境大樓的灣仔行人天橋的聲音?是不是人來人往的畫面,會讓人想起旺角亞皆老街的十字路口?還是販售亞洲食品的攤檔飄來一陣食物的味道,讓我們記起深水埗鴨寮街路旁麵檔的美味?我們都沒有答案,那種突然抽離的感覺,出自靈魂深處,有時我甚至會覺得,這種崩提式的抽離感,是人類對自己出生地和成長地的一種動物性,近乎神經學上的連接。

黃台仰在〈家園〉 一文,有引用Karen Joisten教授的著作。而Joisten教授在講述Heimat的時候,也有提及過「zurückgewandt」這個概念。這個字也難以翻譯,可以講成「與回想及過去有關」的意思。始終構成一個人的思維,記憶和經歷的質量所佔的比例極高。懷念在家鄉發生的「自我構成」的時刻,是一種對自己重新的探索,整個過程難以用筆墨形容。我期望黃台仰可以繼續用新的文章,繼續探討家鄉背後的意義!

未來和未知

對談之中,我們均認同,極權已為整整一代離散香港人落下一個「 詛咒」,雖然大家都明白,就算身在香港,無力感的雲霧也不會消散;海外港人不管身在何方,更也無法跨越地理阻隔,改變家鄉一點一點步向消亡的殘酷現實。

我們越感到快樂,就越感到愧疚;越感到疲累,就越要再走多一步。長遠來講,這個擔子實在很重。

所以我不喜歡講「香港已死」。因為死亡像是論定,要為這個土地發出死亡證。大家可以講法治已死,民主已死,但香港的土地上還是有幾百萬個充滿生命的靈魂。雖然香港步向消亡,很多香港應該要有的東西,現在都不復見,但香港的呼吸和心跳,由誰來悉查?我們怕的,不是香港已死,而是香港「患上失智症」,忘卻了香港為何是香港。就如嘉賓分享所講:我們他朝一日有機會回港之時,Hong Kong會否變成Xianggang?

但世上誰人能握水晶球?到底「煲底見」的畫面,是否只是存在於另一個平行宇宙的幻象,還是一個將來歷史會出現的時刻?命運會否把這種對未知的不安和對極權的怨恨埋在這一代抗爭派港人的心中,要我們到離世也無法看到香港過去的光輝?我們不應該是勝利球迷,但我們渴望民主和自由會擊敗不公的極權,以致日思夜想,希望可以為上面的問題找出答案。

曾經,這種未知,對我來講是一種難受的煎熬。但我終究明白:歷史的長河奔流,沒有一個人可以不隨波漂流,能否到達彼岸,只能交給上天決定。但在波浪之中,我們仍要堅持,哪怕逆流而上的一刻是白費的功夫。引用我敬重的作家倪匡先生所講:明知要死,死前也必需要掙扎!

結語

曾經,我也無時無刻跟自己講:我要為香港「走多一步」。客觀來講,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只能略盡綿力,參與多少似乎無須介懷。但其實國際戰線,勢孤力弱,很多崗位,「你唔做真係無人會做到」。所以「走多一步」,對於很多人來講就是舉步維艱亦想前行。海外港人,如果希望在外地接觸香港議題工作,以上的掙扎,必會遇上。

地球上,沒有一個英雄可以從天而降拯救港人,也就沒有一個人可以把自身化成香港的前途,以自我救贖來換取香港的將來。但如是說,不就是每一個人都被命運操控,只能隨波逐流?如何看待自身和香港未來連結起來時的躁動和不安,相信是一個橫跨年代的心理挑戰。

最後,我想講一講近來令我感覺印象深刻的一剎:流亡海外的前議員許智峯在《香港約章2021》的網上記者會上,以自己享受的自由作為警惕,落下誓言,明言會盡其一生為香港而努力。

筆者固然希望為每一個投身香港議題的戰士而鼓掌,但是這種被詛咒拉扯的戰意,會如何蠶食一個人的心靈?到底自己的將來,和香港的將來,會不會扭結在一起?如果會的話,會如何纏繞?面對我所提及的掙扎,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我自己也在尋找答案的旅途上,而我亦深信,這個旅途也不會有終點,只希望大家不會迷途而迷失自我,以最正面的態度面對掙扎,慢慢走向自己心中那一個理想的「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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