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 Logo
眾新聞 CitizenNews
眾說

【閱讀中國筆記】蕭功秦的再「諫言」:我們沒有值得盲目驕傲的資本


蕭功秦,湖南衡陽人,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是今時今日內地為數不多,敢於公開表達那怕與主旋律、主音調不完全協調的知識份子,在剛發表題為 〈從兩百年看四十年:中國人如何重建文化自信〉 的文章中,他表示:「我們沒有值得盲目驕傲的資本」。

他表示,中國人經歷了百年的民族苦難與浩劫,到了1978年痛定思痛,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本土的文化自信正在高調重建,這固然令人振奮,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國傳統性的「天下中心」文化心理、極左思潮的潛意識,與虛驕民族主義的禍害性。蕭功秦警告,這三者一旦相結合起來,加上虛擬網絡的疊加推展,「對於我們民族將是災難性的」。

近代中國人文化優越感的由來

蕭功秦表示:「眾所周知,華夏文明是世界上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從地理上看,我們先祖生活的區域,處於遠離地中海的亞洲東部,當希臘、羅馬、巴比倫,埃及這些古代文明,如同環繞地中海這個「大池塘」的青蛙,發出此起彼伏的文明交響時,我們夏商周時代的古人,卻並不知道它們的存在」。

我們的文明「缺乏與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漫長歲月中,在相對孤立的狀態下,發育、生長、並成熟起來的」。「久而久之,我們的古人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文化上的自我優越感,並形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的『天下』秩序與觀念」。

「自秦漢以來二千多年的中國古人,是沒有歐洲人通行的國際觀念的」。「天下觀念與朝貢體制,就自然形成了上自中國皇帝、士紳精英,下至普通百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文化優越感,實際上是一種封閉性的「文化自信 」。

群體性文化自卑如何成為國人潛意識

蕭功秦續稱,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經歷巨大災難,最終摧毀了近代中國正統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優越感,此後相當一個時期內,近代中國人的極度的文化優越感,被一種群體性的文化自卑心理所取代。「這種全盤性的激進反傳統主義,是人類文化史上前所未有,體現了激進知識分子對本國文化的近乎自虐的嚴厲批判」。

傳統的「天下秩序」文化心理,長期以來,已經積澱為人們的無意識與潛意識,在國家重新強大起來以後,會被重新激活,從「假死」狀態,一變而為真實狀態,並在某些人群中惡性膨脹,形成文化上的「返祖現象」,並迎合了社會上廣泛存在的盲目自大的心理。

他解釋道,近年來,一種以「厲害國」為標志的虛驕民族主義思潮,在社會上盛行起來。為什麼國力強大起來以後,反而會出現虛驕的民族主義的回潮與膨脹?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來解釋,由於中國人百年來受列強欺侮。強烈的悲情一直憋著一股氣,已經積壓了一百多年了。於是有人認為,現在中國崛起了,中國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表達我們百年來壓抑的情感了。

虛驕文化心理、極左思潮與極端民族主義結合

如果說,十多年以前,「天下中心」的虛驕文化心理,與大國民族主義已經有了結合的趨勢,那麼,當下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的文化心理與民族虛驕心理相結合的同時,又會滲雜著另一種因素,那就是,十年文革大動蕩時代的極左思潮,在雌伏多年以後,又在民間再次活躍起來。

中國十年動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對「階級敵人」的「格殺勿論」,到當今民間的「戰狼」網紅的「雖遠必誅」,其實,也只有一步之遙。他們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是高度同構的。其中一個近期的例子,就是當印度每天有數十萬人感染新冠病毒,每天都有數萬計的家庭因失去親人而痛苦,然而,在中國國內,卻有人興災樂禍地把印度人焚屍燒火的照片,與中國火箭上升時的火光照片放在一起,以形成鮮明對比。

網絡虛擬空間和信息疊加,災難如虎添翼

網絡世界的特點是把同質信息不斷地疊加,網絡使用者的信息不斷反覆固化,形成受原有觀念層層包裹的「同溫層效應」,網絡精英會自以為受到「正義」的支持者廣泛支持,他們生活於自己的「信息繭房」中,生活在自己制造的「觀念果殼」裡,卻自以為掌握了「宇宙的真理」。網絡時代的民粹主義,其嚴重後果更甚於「廣場民粹主義」,它會讓人類的常識理性在公共空間被迫邊緣化。

中美關係的新思考

蕭功秦去年九月發表的 〈中美關係的新思考〉 分為三部分,即上篇,中美兩國應避免惡性互動;中篇,解析美國戰略文化的特點;和下篇,如何應對中美博弈的新格局;全文頗長,也有其他人士作過介紹和引述,不贅 。文章的中心是:

如果我們沿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來解讀中美博弈,美國則會認定中國是在動員全世界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對付「國際帝國主義」,這樣的雙方惡性互動,會變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國保守反華派則如魚得水,會以此來「証明」中國是「復活了的紅色帝國」。「我們並沒有值得盲目驕傲的資本」。

新權威主義下的「發展型體制」

蕭功秦是八十年代中期內地「新權威主義」代表人物之一,其學說一方面是面向西方,指西方人最大的誤解是,把中國的一黨領導下的體制,視為「極權體制(Totalitarian regime)」,這個概念把列寧主義、斯大林、法西斯主義,都用「一黨政治」來概括,並將它們混同為同一類體制。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猶如二戰後日本、南韓和新加坡,在經濟發展初期需要政府具有強大的權威,以確保轉變時代的政治穩定。他在2016年 〈新權威主義如何走向民主〉  一文中指新權威主義體制與改革開放以前的傳統集權體制最大的區別在於,它是順應環境挑戰過程的歷史產物,在民主化的社會條件逐漸成熟時,「新權威主義走向民主也將是大勢所趨」。

他當時預計,「當市場經濟比較完善後,經濟多元化、社會利益多元化,以及多元利益之間的相互協調與整合,需要民主制度,當民主制度成為社會整合與協商的必要治理工具,當民主不僅僅是一種美好價值,而且是社會整合與利益協調所必須,這時,如果不搞民主,社會問題就難以解決」。

但事物其後的發展是否沿著蕭功秦和其他「新權威主義」人士所樂見的方向發展,或以「非人們意志為轉移」和「宿命」地展現,值得深思,可幸的是,中國還有不少學者和知識份子,鍥而不捨地為此探索和發出「諫言」。

延伸閱讀:

《中國的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變革》

作者:蕭功秦
2008年,新星出版社

 


請加入成為眾新聞的月費訂戶,長期支持我們的工作。所有訂戶都可以收到我們的「每周時事」通訊 。

月費訂戶網址:hkcnews.com/aboutus/#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