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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之外的選擇


十一遊行案的極刑重判下,被告對公民抗命的論述不顯眼,但我以為這是值得反思的,認真對待陳情的每字每句,也算得對代刑者的尊重。

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 的意義或廣或窄,各家一言。羅爾斯較保守,有意賦予civil 以civilized 之義,強調抗命之文明性,對抗命者極苛刻,要求抗爭非暴力,具有溝通意義,甚至要求抗命者主動承擔法律責任,意在喚醒民眾一齊反抗。又有論者取消這些限制,認為無溝通意義或無意尋求法律責任的實際反抗也算公民抗命。又,不同於英語civil disobedience,中文公民抗命使其脫去civil 文明之限,而代表一切為天下大公之民的抗命行動。所以在中文語境,公民抗命更理應容許更多詮釋,而不囿於其最著者羅爾斯之解讀。

5月28日,陳皓桓被押解上庭。美聯社
5月28日,梁國雄被押解上庭。美聯社

但被告對公民抗命的理解卻不模糊。陳皓桓陳辭:「我們做了公民抗命的選擇,亦跟從我們的理念認罪......」;梁國雄自稱一向服膺公民抗命的理念,認罪不認錯。他們似乎認同羅爾斯眼中公民抗命者主動尋求法律責任的特質,卻又不能完全實踐。他們不自首,卻在被捕之後認罪,實在難言主動尋求法律責任。對於一個有意以行動傳遞信息的抗命者而言,這更是兩個相矛盾的舉動,其背後的理念於此不明,認罪之舉亦因此變得毫無意義。

事實上,羅爾斯所定主動自首之條件,是在特定背景下產生的。他認為公民抗命只適用於接近公義的社會。在民主政治下,所有法律都依公意產生,因此值得尊重。抗命者須得在抗命後表示對制度的認可,方合文明之義。顯然,在香港堅持此種意義的公民抗命,自首認罪,帶出對法律制度的尊重,既非羅爾斯所要求,亦不合抗命者本意,甚至值得批評。我認為要善用法庭傳遞公共話語,不認罪才能表達對不民主的法律的蔑視;盲目認罪是要惹誤會的:認罪代表對法律產生程序——須知公安條例由臨時立法會產生——和司法制度的認可,無異於對不公不義的肯定。

公民抗命的確美麗,如果執著於此,盡可採用廣義的公民抗命,望文生義,別無繁文,公民、抗命而已。但公民抗命在社會認知裡早與羅爾斯掛鉤,所以不用此語亦可,免生歧義誤會。2019年反送中運動,人民早已不用公民抗命語,民主領袖何必畫地為牢貽笑大方?畢竟這件事很簡單:我不服從——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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