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追悼會後，北京表面似較平靜，之前在廣場的各種活動都沒有了，記者主要遊走各大專院校，尋找各校的學生代表人物，了解學生的討論議題和訴求。大家都正在等待，等待中央對胡耀邦去世後出現的學生運動的定性。
按照中共政治思維，每逢大事，首要問題是定性，即確定事件的性質。如果定性為「敵我矛盾」，就會不惜一切、各種暴烈手段接踵而來。到25日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首讀，全世界譁然！
「四二六社論」為處理八九民運定下基調
「四二六社論」將學運定性為「動亂」，「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社論認為「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呼籲「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四二六社論」為官方處理八九民運、以及後來進行的血腥鎮壓定下基調。在某種意義上，社論是對學運提出的「宣戰書」。
4月26日，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正式宣布成立，在政法大學主樓廣場召開記者會，宣布北京的大學生翌日(4月27日)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
當日我去到記者會現場，見到有過千學生坐在廣場上，高自聯的首任主席周勇軍，和常委王丹、吾爾開希等人逐一發言。印象較深的，是宣布427遊行的口號，排首位的就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明顯是針對「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定性的回應。
當晚，在北京採訪的記者圈中，出現了不少傳言，有人說親眼見到駐河北保定的38軍入城的軍車，亦有消息說高自聯為免出現重大傷亡，決定取消遊行……
學生不顧禁令衝出校門遊行
4月27日清晨，我在街上包了一部的士採訪，司機叫小張，身形瘦削，也不多話。我們先去北京大學，在三角地一帶，等學生隊伍出發，由於前一晚高自聯主席周勇軍為免出現流血事件，發出通知要取消遊行，我們都不知道是否會舉行，但很快，學生開始陸續聚集，呼叫口號行出校門，遊行開始了。
看著學生出發後，我並沒有跟著遊行隊伍走，而是驅車沿路去找軍警設置的封鎖線。在中關村南大街友誼賓館附近，遇上了第一道封鎖線，主要由武警組成，他們沒有武器，只是手挽手排了4道人牆，前兩排，隔一兩米後再有兩排人，最前端是數十名交通警。而我為了近距離拍一些學生武警對峙照片，於是就走進武警人牆中的間隔位，奇怪的是，武警並沒有干預。
拍攝遊行隊伍遇險幸得司機相救
過了不久，學生遊行隊伍漸漸逼近，我亦都舉起相機，準備捕捉學生和武警接觸的一刻。當隊伍叫著口號行到距離封鎖線尚有約10米時，兩旁圍觀的大批北京市民突然衝前高聲大叫「讓開！讓開！」吶喊聲中，人潮蜂擁而上，交通警和前兩排的武警人牆瞬間土崩瓦解。猝不及防之下，我被人潮推撞到後面剩餘的兩排武警人牆，他們挽著手拼命阻擋學生的衝擊，這樣，我就被夾在潰退下來和堅守陣地的武警中間，抬頭看不到天，雙腳踩不到地，全身劇痛好像散了架一樣，呼吸困難……
危急之際，突然有人奮力把我拉住，原來是小張司機。他對夾住我的武警拳打腳踢，武警也想不到竟然有人對他們揮拳相向，一呆之下稍有鬆動，小張便一把將我拽出險境，兩人連滾帶爬的逃到路邊，以一部運載武警用的巴士作掩護。這時，遊行隊伍如缺堤的洪水般繼續洶湧向前，我看到巴士前有電視台攝影師站在鋁梯上拍攝，有人大叫「快跳！」攝影師剛抱著攝錄機跳下，梯子便立即撞飛了。
驚魂稍定，我問小張你怎麼衝進來了？小張說泊好車後一直站在路旁看熱鬧，也為學生打打氣，見我遇險，於是衝進來將我拉了出去，他說幸好我身後都是人，還有些「彈性」，如果是一部巴士或牆之類的「死物」，可能我已死了。 遊行仍在繼續中，我們稍喘喘氣，又奔向下一道封鎖線，這一次，我說什麼也要找個高位，不會自作聰明站在封鎖線中了。
當年通信條件落後，沒有手機，採訪過後要趕稿，匆匆和小張告別分手，也沒有留下聯絡方法，事後回想，這應是我至今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採訪了。 每當看到南韓電影《逆權司機》，我總會想起四二七大遊行救我一命的小張司機。
四二七遊行是八九民運的一個轉折點，雖然官方發出了殺氣騰騰的警告，但學生的行動反而首次得到北京市民的廣泛支持，沿途都見到市民向學生送水送食物，吶喊助威，甚至衝封鎖線，運動亦都由學運轉向一個全民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