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鎮壓後，北京公安局指學生領袖「煽動及組織反革命暴亂」，把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定性為「非法組織」，對他們發出通緝令。
這張21人名單上，有7人成功逃亡離開中國，其餘被捕的14人部分人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2年到6年不等，部分人則被關押，其後在未被判刑的情況下獲釋。
《眾新聞》訪問當年被通緝的學生領袖，有人流亡32年來無法再踏足中國；有人出獄後決定離開中國。他們現在雖四散世界各地，但都不約而同地認為有責任完成當年未竟之志。
流亡32年 吾爾開希：我是個失根的人
21人通緝名單中，排名第二的吾爾開希是當年7名得以逃離中國大陸、未被捕的學生領袖之一。
六四鎮壓後，為逃避北京公安追捕，吾爾開希逃到珠海，再輾轉經香港前往巴黎，開始了流亡生涯。他在2013年出版的《為自由而自首》一書中，提到自己離開珠海一晚的經歷：
我從珠海一個叫唐家灣的地方，一步步走入大海，在水深及胸而要改為游泳的時候，我回頭看了看後面的中國，感受了一下腳底的泥沙 ，縱身向前一躍，離她遠去。
這一別便是32年。吾爾開希由學生領袖成為流亡他鄉的倖存者，中國政府對他的通緝令事隔32年後仍未撤回，吾爾開希也自此未能踏足中國大陸。當年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如今已是白髮浮現、身形略胖的中年人。回看過去32年，吾爾開希形容自己是個失根的人：「當時跟我們逃亡出來有一位作家叫蘇曉康，他說我們逃到了最自由的地方，說『我們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他的說法過去30年以來，每時每刻我都沒有忘記過。流亡對我而言是精神酷刑。」
1989年甫抵法國，六四屠城的陰霾尚在，加上尚未適應外國生活，不能承受的重量幾乎把他壓垮，是讀書的精神世界把他拯救出來。那年的吾爾開希才21歲，生命軌跡隨歷史洪流改變，生活的巨變卻迫使他找到追求自由的方向和價值觀：「我其實在流亡中找到精神家園。我在精神層面上並不流亡，我是個流亡中的自由主義者，然後在精神家園中自由之花遍地開花。」
吾爾開希2009年嘗試入境澳門自首，但被當局拘留後遣返。2012年，他前往華盛頓中國大使館自首卻也無疾而終。1992年他到香港，朋友帶他到邊境遙望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與家相隔著鐵絲網，有家歸不得，當時他心中滿是憤恨。流亡32年，吾爾開希卻一直執意回到中國，他解釋是為了爭取自己回家的權利，「結束回家的自由被剝奪的狀態」。
第二個原因，關乎到他對家人的虧欠，也是他多年來的心結。吾爾開希當學生領袖的時候，北京市黨委曾託他父親勸他回家，當年絕食也令前往醫院探望的母親憂心忡忡。六四鎮壓過後，他託朋友向父母報平安，當時朋友傳回父母一句話：「只要你活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們都活著等著與你見面。」這一句話，令他多年來一直沒放棄回國的願望，然而他離開中國後，就再也沒能跟父母見面。「30多年沒見面，如果有朝一日見面，我很難想像會是甚麼樣的場景，我一定會跪下來求他們原諒。」
倖存者的負罪感：請你們再等等，我們還在努力
八九民運在血腥鎮壓下告終，活下來的人是倖存者。當初同陣營的人或是身陷囹圄或是離世，對吾爾開希而言，倖存者這個身分所背負的包袱是伴隨一生的沉重負罪感。2009年，六四20周年前夕，吾爾開希前往澳門向中國政府自首，甫抵埗便被關押，他在這種自我囚禁中尋找救贖，向死難者致祭。
吾爾開希花了半生時間學會「承擔」，把負罪感轉化為動力：「面對這種情緒時，比起迴避跟麻醉，更好的方法是承擔。學會承擔讓你的力量、個人的意志和能力變得更強大，你的肩膀更能扛得住的時候，你會發現面對這樣的情緒可以稍微釋懷一點點。面對倖存負罪感，我的釋懷一點點是我還在努力。每年六四的時候，我會跟他們說：『對不起，我還沒有達成我們當初的努力，但我沒有放棄，請你們再等等，我們還在努力。』」
王丹：把死難者的想法延續下去
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在通緝令名列第一，六四鎮壓後他隨即逃亡，7月2日於北京被捕後轉到秦城監獄，其後被判刑四年。他出獄後於1995年再次被捕，三年後保外就醫前往美國。「1993年第一次出獄之後，北京示意我可以離開中國，我沒有離開。後來第二次被捕，就離開了。我覺得每個人不可能做全部犧牲，也不可能全部放棄，我的經驗來說就是不放棄一次，繼續堅持，如果第二次還面臨長期囚禁，我個人是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儘量爭取兩全。」
王丹說自己目前雖然身處海外，但並沒有放棄民運工作。近年籌備在紐約開設六四紀念館。今年是六四32周年，他坦言或難以看到平反的一天，但對他而言，堅持本身就是該做的事，無論最後有沒有結果：「對於死難者我們永遠有負疚感，他們死了我們還活著，但是我覺得既然我們活下來是倖存者，就要把死難者的想法繼續下去，這種負疚感是我繼續堅持的動力。」
六四已經過了32年，很多人說看不到希望、何必再堅持，可是我覺得堅持的意義不見得就是意味著事情要成功，有的時候堅持是自我要求，就是對得起自己良心。所以不管32年、42年，不管結果怎麼樣，不會影響我們一直堅持的意志。
傳承記憶 周鋒鎖：堅守紀念是良知對抗強權的過程
通緝名單上排名第五位的是周鋒鎖，他憶述自己當年成為北高聯常委，挺身而出成為學生領袖是時代使然。
當年周鋒鎖主張撤離廣場，但仍跟隨清華大學同學前往廣場擔任後勤，支援絕食學生。6月3日晚他決定留下，而這個決定便改變了他的一生：「這些人再也沒有回來，有些人死在路上，所以對我來講我感覺從此沒有辦法離開這個事情，有那麼多獻身、慘烈的犧牲......以後這麼多年，我的生活每一瞬間因為這個事情特殊的意義和境地，時時刻刻提醒我我的責任，時時刻刻影響我生活每一方面。」
周鋒鎖坦言六四過後有一段日子他都無法談及這段痛苦的經歷，直到有一次他出席三藩市六四紀念活動，目睹只有寥寥幾人，令他決定要走出來保留這段記憶。
今年六四前兩個月，周鋒鎖每天都在網上語音聊天社交軟件Clubhouse上，跟其他民運人士和學者討論1989年民運發生過的事，聽眾中有不少都是身於內地的學生，亦有當年參與民運的人。他發現不少人把六四傷疤隱藏多年無從療癒，如今給他們提供一個平台，好讓他們釋放情緒：「這個歷史的真相通過我們的努力能夠積累、保留下來是非常難得的責任。我們必須面對不能逃避的事情，不是講完就會麻木，而是反過來我們還有人的良知同情心，因為別人的犧牲而流淚。」
32年的確是太長了，對於人的生命來講太長了。三十年的堅守紀念是良知對抗強權的過程，這個時候我們最根本堅守自己良知非常重要。不管政權多麼強大，不能改變我們，這是很大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