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整理八九年在北京採訪的資料，源於兩年前的六四30周年。30多年過去，除了一些特別震憾的場合，當年在北京採訪的一些細節變得模糊。在整理過程中重看當年拍的照片和報道，一些人和事，在自己的腦海中清晰起來，雖然相對於在北京數十個漫長的日與夜，能夠回憶到的，仍是很少一部分。
89年5月底，我在離開北京前三天，一連發了三篇特稿，內容都是針對廣場學生組織內部出現的混亂情況。
連發三稿批廣場混亂狀況
5月28日《學生對守與撤的爭論》。當天是全球華人大遊行，香港有150萬人參加，反而北京只有10萬人，相比於戒嚴令頒佈初期過百萬市民上街，大大縮水。在前一日（5月27日）上午，北京高校學生組織決定全球華人大遊行後撤出廣場，並通知了記者，但數小時後收回。到晚上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投票通過5月30日舉行勝利大遊行後撤出，結果又不是最後決定，反而是將投票結果交給由柴玲、封從德、李錄等人領導的「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決定，結果多數服從少數，指揮部不同意撤出，認為堅守廣場可引發新一輪運動高潮。
5月29日《學生組織正在整頓》。這篇報道講香港籌得的款項，變成帳幕、對講機等物資運到北京，物資好辦，但款項燙手，都不知交給誰才放心。這時期廣場多頭組織出現，眼花繚亂到無人分得清，兩三天就換一個領導班子，即使名義上的負責人，都可能已被架空，加上所有組織都沒有財務制度，口講口賠，打白條拿錢。我們問學生，他們說正在整頓。
5月30日《學生擬建立財務制度》。這篇報道出現，是承接前一天的質疑。記得當天，一批香港行家聚在一起聊天，講起廣場的現況，秩序混亂，滿地垃圾，「堅守者」白天四處遊玩，入黑後廣場帳幕內「堅守」。特別是財務混亂，香港學聯代表團攜捐款到京數天，沒有指揮部的人接觸他們，反而有一些身份不明的「學生代表」上門，表示要談一下錢的問題……照此下去，香港人滿腔熱誠捐出來的錢，很有可能揮霍到其他地方，大家越講越火滾，一起殺上廣場找指揮部問過究竟。
封從德坦承廣場山頭林立失控
負責財務的副總指揮封從德出來見記者，他坦承廣場上出現割據，山頭林立導致失控，並出現貪污和腐化現象，負責財務的同學壓力太大精神失常。他說正建立財務制度，分設捐款、出納和監督小組。我記得當時封從德慷慨激昂，稱有誰貪污就「以人民的名義起訴他！」 不過他已沒有重整的機會了。
八九民運期間有大批香港記者到北京採訪，有一些瑣事，至今仍記得頗清晰。
在北京飯店一客房內的洗手間，門緊閉，所有可以滲入光線的縫隙，都用棉被嚴密封堵，這是我們攝影記者自設的臨時黑房。每天採訪完，兩位攝記就在黑房內曬相，實在太悶熱了，他們都赤條條的只穿內褲，大汗淋漓。照片曬好後，就用一部滾筒掃描的圖片傳真機，接駁長途電話傳送，每張照片耗時15分鐘左右。當年北京飯店內的長途電話，全部要經接線生接駁，因此傳送照片時最擔心的事，是酒店接線生見你的長途電話接通後長時間無人說話（可能都在監聽你講什麼），只有電流聲，就會不時好心插話：「你講完了嗎？」於是信號受干擾，前功盡廢，又要從頭再來。
申請「合法」採訪的分岐
戒嚴令下，有香港行家擔心安全，建議聯名上書北京市政府申請「合法」採訪，大家在北京飯店東樓餐廳商討，結果分兩派，反對者指政府已撕破臉皮，還要乞求給與採訪自由，不如趁未殺到埋身，有幾多做幾多？最後同意向政府申請的人佔多，眾行家到市政府遞信，結果被警告，要求立即停止採訪離開。
雖然政府明令記者停止採訪，但當時連戒嚴部隊都入不了市區，奈何不了記者。當然，鬼鬼祟祟之舉動還是有的，有天晚上我在廣場旁公安部大門附近，突然被閃光燈晃花了眼，一名白恤衫的男子匆匆逃去，相信我被便衣拍了大頭照，不知這張照片至今是否還躺在某檔案夾內封塵呢？
解除戒嚴令 「不要忘記了」
1990年1月11日，北京解除戒嚴令，我在之前一日重返離開了7個多月的京城。步出機場大樓時，見停有多輛軍用吉普車，車上有戴鋼盔的持槍士兵，提醒我仍是戒嚴狀態，走在長安大街上，發現路面仍未修補，留有坦克碾過的履帶印。
到凌晨零時，在廣場東側的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門前有戒嚴部隊撤出和武警接崗儀式，標誌著北京當局「平暴勝利」。我到場採訪發稿後，一位相熟的內地記者，送了一套當局發給戒嚴部隊「慶功」的勳章和手錶給我，叮囑「不要忘記了！」 我記得當日報道結尾時的內容，大意是長安街上的坦克履帶印可以修復，但修復不了深深烙在人民心中的履帶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