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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扣連香港社運發展 改寫七一意義 擴展公民社會


近二十年來,每年七月一日,街頭總現遊行人潮。自2003年起,民陣每年七月一日都會舉辦遊行,每次遊行均有數萬至數十萬人參加。去年七一遊行首度被禁,但仍有大批市民自發走上街頭;今年隨著政治氣氛急轉直下、民陣召集人陳皓桓入獄,民陣18年來首度沒申辦七一遊行。社民連等團體有意承辦遊行,也遭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正式的七一遊行已無望實現。

與七一遊行互相扣連的民陣,隨著陳皓桓入獄,陷入停止運作的狀態。這個組織,與香港社運史互相對照,在公民社會發展上亦佔了重要位置。眾新聞訪問三名民陣重要成員,談談他們眼中的民陣,於香港的角色及意義。

民陣自2003年起每年舉辦七一遊行,圖為最後一次成功舉辦是2019年的七一。資料圖片

03年五十萬人上街 改寫七一意義

在主權移交後至2003年期間,間中會有團體在7月1日舉辦遊行,不過參與人數不多。香港人對七一遊行的印象,普遍始於2003年。

民陣首任召集人是香港基督徒學會前總幹事、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發起人胡露茜。2002年9月,廿三條爭議發酵,胡露茜找來時任香港人權聯委會委員蔡耀昌和人權監察羅沃啟,希望成立一個平台討論人權事務。蔡耀昌憶述,90年代政黨化,民間聲音不大,當時胡露茜的想法是希望建立一個鬆散的平台,讓不同民間團體定期討論人權問題。蔡耀昌說,1991年立法局首次直選民主派大勝後,九十年代輿論焦點基本上以政黨或議會為主要場所,當時有種聲音是,民間運動不應每每由政黨主導,因此民陣成立時的定位,是希望由民間主導。

當時30多個團體一呼百應,於是平台成形,並命名為「民間人權陣線」,包含強調民間組織及講人權這兩個元素。民陣當時成立了數個工作小組,其中一個是廿三條工作小組,學術界、宗教界組織、民主派政黨,以及鮮有參與外間聯席的組織如記協、國際特赦組織等紛紛加入。

蔡耀昌說,雖然當時胡露茜的想法是希望平台關注較廣泛的人權議題,如要求成立人權委員會、關注性小眾權益等,不過當時廿三條是當務之急,成立初期大半年最主要的工作都是圍繞反廿三條。成立不久,民陣率先於廿三條諮詢期尾聲,即2002年12月辦了第一次遊行。當時遊行主要靠組織動員,各組織會預先內部報數。蔡耀昌說,據當時內部報人數,估計會有5千人參與,最後竟有6萬人出席,不少非組織的人也有參與,出乎眾人意料。除了搞遊行,民陣那段時期亦有收集反對廿三條的簽名、拍片做小冊子宣傳等。

最終訂在2003年七一舉辦遊行,是因為當時估計草案會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因此訂在7月1日公眾假期舉辦遊行。不過,遊行訂好日子後不久,香港面臨沙士疫症,蔡耀昌對當時遊行人數不大有把握,料不到過了5月沙士平靜後,反而加重市民對政府的不滿,遊行前夕已感到氣氛熾熱。當天最終有50萬人參與遊行,是繼八九學運後最多人上街的一次。

胡露茜(中)當年找來蔡耀昌(右)等人成立民陣。蔡耀昌提供

蔡耀昌覺得,03年之後,七一的意義已被改寫,「03年之前嘅七一,大家諗七一係咩,就係回歸;03年之後,七一除咗係回歸之外,其實係一個人民發聲嘅日子。

蔡耀昌覺得,民陣自03年每年舉辦七一遊行,開創了民間發聲的空間,「每年七一雖然主線係民主,但都有好多唔同議題,啲人會走出嚟,有啲唔理你咩題目,又會將啲嘢展示出嚟,係民間發聲嘅場地。」2010年後公民社會發展蓬勃,蔡耀昌覺得,亦是建基於2003至2010年的發展。

蔡耀昌出任廿三條工作小組召集人兩年後就淡出民陣。縱觀民陣十八年來的角色,他覺得民陣多年來主要集中在每年辦遊行,大多數議題以政制或社會政治議題為主,但未能做到當初期望的持續的人權平台。

邊緣社群團體聚集 05年同志團體拉頭Banner

現時民陣臨時召集人鍾松輝,亦是民陣老鬼,於2005至2007年擔任過兩屆大會召集人。他出任召集人的時期,社會氣氛漸趨平和,遊行人數驟減。鍾松輝說,即使氣氛相對平靜,但民陣亦有責任繼續搭建平台讓市民發聲,「雖然嗰兩年議題少啲爭拗,但社會始終有問題出現,同埋都希望畀團體發聲,擺下街站,畀佢哋介紹下佢哋嘅議題。」鍾松輝覺得,七一遊行是市民宣泄不滿的場合,大家感到有眾多同路人亦自己同行,另一方面亦讓政府知道市民的訴求。

鍾松輝憶述,當時社會上不同政黨或團體會就議題舉辦遊行,但民陣七一遊行每年定期舉辦,成為市民表達自己訴求的場地,「所有市民都出來舉自己嘅牌,所以各式各樣標語都有,百花齊放。」

民陣2002年成立之時,已有不少邊緣社群的團體加入。在社會風氣還相對保守的2005年,七一遊行拉頭Banner的是同志團體及婦女團體,其後惹來明光社的批評。

在2013年出任召集人的楊政賢覺得,尤其在2010年之前,民陣很多時都會發揮題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的功能。七一遊行議題很多時是大雜薈,不局限於在政改,有時亦包括最低工資、環保議題、全民退保、性別平權、宗教自由、土地正義等,大會主題「水蛇春」咁長,「點解之前會畀人話七一遊行係嘉年華,佢真係一個嘉年華嚟,係一個每年公民社會嘅wish list、list of demand,作為一塊鏡去反映當時政府應該要去處理咩民間訴求。」

亦是這個空間,令公民團體可以將議題推廣至更多受眾。公民團體嘗試透過民陣這個平台,提出部分議題如LGBT、全民退保等,在當時算是走得頗前。

楊政賢覺得,民陣在當時風氣下,發揮了一個將擴展公民社會的角色,「因為佢搵咗好多新團體,係當時啲人覺得同政治或者選舉無關嘅組織,拉埋一齊去傾人權議題,係發揮咗一個intersectionality(交織性)的作用。政治不純係政黨嘅遊戲、政治學者的範疇,佢可以有工會、性工作者、LGBT嘅面向,每個社群都可以就政治議題發聲,有自己嘅perspective。」

七一遊行是LGBT群體在公民社會上展現身影的平台。圖為2015年七一遊行。女同學社FB圖片

2010年公民社會發展蓬勃 民陣議題設定角色轉弱

不少人一想起遊行,就會想起民陣。楊政賢覺得,50萬人遊行後,這種模式在2010年之前成為香港民主運動政治動員的典型,每當社會有重大政治社會議題時,就會想起民陣、七一遊行,給予市民在選舉以外參與政治動員的空間。

他說,2010年開始,菜園村、反國教等事件後,令大家發現,原來政治動員不需要一個很大的平台,亦不需要特定空間如七一遊行,可以是偶發性的事件觸發,公民組織開始如雨後春筍。

楊政賢覺得,由這時開始,民陣議題設定的功能已分散到其他公民團體身上,「因為以前如果喺選舉以外反映民間對政府的不滿,就係睇七一、元旦會定咩主題、叫咩口號,例如政改、五區公投。但例如反國教、菜園村呢啲,agenda setting嘅工作就唔喺民陣度,而係喺學民、家長組度。」

在他看來,在2010年前,不少活躍的人會嘗試在民陣這個平台發揮影響力,但之後公民社會發展蓬勃,催生了很多民間組織,很多議題不需再由民陣主導,例如LGBT議題有香港彩虹、大愛同盟等;全民退保議題組成了聯席;土地議題有土盟,公民社會百家爭鳴。於是民陣就主力做建立網絡、「砌台」的角色,提供空間讓不同議題匯集交流。

去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民陣作為一個老牌示威組織,就充當一個提供市民參與遊行空間的角色,舉辦多次大型遊行,「對於需要有不反先可以參加遊行嘅市民嚟說,民陣call嘅遊行,就係一個『安心出行』嘅保證,至少係(2019年)8月前。雖然並非民陣政治動員嘅影響力,但都係民陣ENABLE個空間出來。」

若沒了民陣……

民陣早前被警方指涉嫌違反《社團條例》,民陣召集人陳皓桓入獄前回信警方指,未有逐一回應社團註冊主任的提問,目前警方未有進一步行動。不過隨著陳皓桓入獄,民陣現時陷入停止運作的狀態。這個18年的組織、以至七一遊行,最終會否消失?

鍾松輝說,他日環境不同了,民陣可能有機會恢復運作,即使沒有民陣,亦可以有其他平台,「民陣只係一個名,唔用民陣個名,用其他NGO個名一齊搞一樣得,一樣有公民社會。」

楊政賢則認為,若民陣消失,的確是少了一個政治動員的平台,但政治動員的能力人人均有,「我相對樂觀,人人都可以做民陣。民陣可動員到人行出街,唔係因為民陣有魅力,係市民普遍參與政治的熱度高咗。所有人都可以係民陣,哪怕一天不能用民陣姿態出現,都可以用其他姿態,例如人民民主陣線咁樣出來。」

「取決性因素不在於組織是否存在,係啲人存唔存在。如果公民團體覺得有需要連結埋一齊時,自然會有公民社會嘅ALLIANCE出到嚟,之後就可以做到動員工作。」他覺得,未來公民社會的發展可能會多中心化,「可能未來至少10年嘅香港,未必可以有一個類似民陣的ALLIANCE可以公開運作,亦未必可以用到一個咁嘅形式去做政治動員嘅工作,但我會確信有好多組織者,都係會互相交流溝通、建立信任,甚至合作。大家互相喺議題上合作,但未必用單一平台作為姿態。我唔信ALLIANCE BUILDING嘅角色會死,只不過未必會係民陣會做。」

楊政賢於2013至14年出任民陣召集人。鄭靖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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