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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實施1年檢視】普通法對國安法限權多落空 戴啟思嘆如迷霧中重學語言


國安法橫空在港實施一年,高等法院及多宗國安法案件辯方律師曾在不直接質疑國安法是否違憲下,以普通法詮釋方法嘗試約束國安法的條文詮釋空間,但法院在黎智英案及唐英傑案等駁回此做法,令法律界以普通法限權的期望落空。據悉,有份審理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在今年4月舉行的司法學院講座中認為,國安法並無明顯改變本港其他的刑事案保釋制度。

曾參與多宗國安法案件的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的戴啟思慨嘆,國安法控罪含糊,令處理案件有如「霧中舞劍」(fencing in a fog)。他形容:「一般案件中,你知道控罪的界線及程序,但國安法就好似重新學過一套新的語言一樣。」

有法律學者指出,本港法庭審理國安法案件時面對兩難,如果直接宣布國安法條文違憲,則可能招致人大釋法,所以實際上只能盡量在不挑戰北京權力下,嘗試收窄國安法條文的適用範圍。

在凜冽北風下,本港法庭還可保留多少自治權?美聯社資料圖片

在普通法詮釋法律條文中,常見透過詮釋字眼及立法原意,狹義解讀(read down)條文,或將條文置入(read in)其他原則或條文解讀,變相約束或釐清條文,拉近現存法例距離。國安法在去年6月30日晚上11時公布實施,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今年1月上任時曾說香港普通法制度「身經百戰」,可用同樣原則詮釋國安法。

不過,在實際運作上「以法限權」並不容易,本港法庭一開始處理國安法時,嘗試貼近普通法方式解讀國安法。在唐英傑申請人身保護令一案中,當時的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其後升任上訴庭)及李運騰表明,根據終審法院歷來多個裁決,如詮釋《基本法》一樣,應該用普通法原則來詮釋,別無他法。

當時原訟庭要處理國安法42條下的保釋規定,兩名法官認為,國安法第42條與香港本身《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中保釋條文上字眼的側重點雖然不同,但實際運作上不影響大部分案件。李官其後運用同一邏輯,在去年平安夜批准被指勾結外國勢力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保釋,雖然外界形容保釋條件苛刻如「禁足令」,但至少黎智英仍短暫外出。

可是,律政司其後再就黎智英保釋安排上訴至終審法院。當時終審法院聆訊時,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並不質疑國安法違憲,而引用歐洲人權法庭案例,認為國安法42條安排偏離國安法中提及無罪推定及人身自由,應該由控方舉證為何涉事被告不能保釋。更重要的是,辯方提出國安法受制於《基本法》及不能違反《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認為即使國安法都不能違反《基本法》。

但終院在判詞中駁回辯方看法,法官認為不存在處理保釋舉證責任問題,更重要是國安法作為人大常委制定法律,不能被以任何形式覆核,不論是國安法與《基本法》或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衝突。法院最終僅駁回控方認為不應考慮任何保釋條件的觀點。

在國安法首案唐英傑挑戰不設陪審團中,代表唐一方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也在聆訊中嘗試以普通法手段,更清楚界定律政司司長如何行使發出不設陪審團證書的權力。

他在聆訊期間表明,並非要挑戰國安法條文違憲,而是認為陪審團作為本身憲法確立權利下,律政司司長即使要拒絕,都應容許當事人申辯機會,及被拒後告知理由,否則有違程序正義。但上訴庭認為不論根據英國案例或香港《基本法》下,陪審團審訊只是普通法制度的特徵,而不是憲制權利,認同律政司一方看法指不設陪審團權力屬律政司的獨立檢控權。

北風對法官斷案壓力多大,外界不得而知,但從判詞及公開演說中可見,法庭似力求維繫程序正義的「現狀」,判決結果又為北京所接受。

李義今年4月主講終審法院在黎智英的裁決。資料圖片

據眾新聞了解,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義在4月24日由司法學院舉辦的演講中,大篇幅重提人大常委會去年5月時立法解釋,包括針對當時有人提倡港獨、挑戰一國兩制,及外國或境外勢力支持,但到了國安法42條字眼的解釋,李官又以技術條文認為國安法對保釋起點不同,據悉,李官認為案件為下級法院處理國安法保釋提供指引,並說無改變本港保釋制度。

對比控辯雙方向終審庭提出書面陳詞,控方在書面陳詞中形容國安法42條只影響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辯方則引述歐洲人權法庭判例認為例外情況下才能關押被告。法院最後形容國安法42條製造了要考慮人權保障的「特定的例外情況」(specific exemption),字眼上雖是辯方字眼,但立場上則較接近律政司一方的看法。

當日講座在高等法院舉行,有多名各級法院法官及法律界人士出席,還分別播出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勇在《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研討會的兩段錄影講話,分別談及香港憲法和《基本法》關係,及國安法安全機制。張勇當時聲稱,國安法保留保障人權的規定,重點只是針對少數犯罪分子。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戴啟思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戴啟思除了代表唐英傑外,也曾代表分別被控煽動罪的譚得志及傑斯。他接受眾新聞專訪時說,在部分案件中,其中策略是嘗試國安法條文放在普通法框架理解,或者盡量貼近相應法例地理解。但由於國安法無經過本地審理,普通法訓練律師難以詮釋國安法的真正動機。

「我們雖然不單純根據立法會辯論詮釋法律條文,但至少辯論可令你知道條文的目的。國安法完全沒有這部分,這是國安法不尋常之處。」他舉例說,國安法顛覆罪中,提及可用武力及「其他不合法」方式干犯顛覆罪,但無提及何謂「其他」,對習慣法律條文清楚了然的普通法律師是新常態,有如「重學一種新的語言」。

對律師而言,我們接受普通法訓練,我們只能在普通法前提下準備陳詞和處理法律原則。但如果有一日法庭認為國安法衝突、普通法再無空間的話,就會出現問題了。

戴啟思指出,國安法帶來連串轉變,包括法庭對國安法被告的保釋申請。現行保釋制度中,只有最嚴重案件被告才會被拒保釋,但目前眾多被捕者都被長期關押。他反問,政府官員先後說,其他地區都有國家安全法律,卻未見如此規模檢控。「以英國為例,他人口比香港出數以倍計,但英國檢控官不會一年拘捕100人,可能只得相當少數被定位國家安全法案件。」他慨嘆,目前國安法下唯一確定的,是如果被告認罪可獲三分之一減刑,亦預計日後會見到更多被告向法庭認罪換減刑。

這位回歸前在律政司曾參與草擬《人權法案》的人權大律師認為,人權保障甚至《基本法》無可避免讓路給國安法,但法庭目前仍嘗試釐清突然引入香港的國安法,尤其條文詮釋,具體對本港法律制度的影響仍要視乎多宗案件正審計判刑。

他直言,如果法官認為目前情況不可接受的話,他們隨時可以辭職,雖然他不會呼籲法官這樣做。「如果法官強烈地對法律又個人看法,而認為無法再持平或履行公義,則只能辭職。如果不辭職,則必須接受新的法律制度及套用法律,即使您不一定喜歡判決結果。」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葉保仁在上周三國安法論壇上表示,控辯雙方在黎智英案都接納國安法條文合憲,但認為法院日後宣布個別國安法條文違憲,只會招致人大常委會釋法,涉事法官甚至不能審理國安法相關案件。他分析,本港法庭更可能在不公開宣告條文違憲,根據普通法原則詮釋條文去約束權力,例如在黎智英案中也無對律政司一方照單全收,而是認為保釋法官可考慮保釋條件。

他形容,國安法立法已成定局,但詮釋仍有可為,本港法院兩難是保障自治權,避免香港成為「南深圳」,並同時處理北京的憂慮。「如果法庭不挑戰北京管治權,北京可能仍然容忍法官限制國安法的運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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