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 Logo
眾新聞 CitizenNews
眾聞

【導演專訪】為《時代革命》開名 周冠威的第一場戰爭


上周四(15日),法國康城影展拋下一顆震撼彈,在影展結束前的一天,才向外公布在影展尾聲所設的放映場,上映香港反修例運動紀錄片《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

片名這四個字──「時代革命」,曾經在2019年的香港響徹街頭;在今天,2021年的香港,卻成了有機會觸犯《港區國安法》的紅線。電影出現唯一一個人名—導演周冠威,周導因執導《十年》、《幻愛》而為人熟識,其餘的參與名單僅以「香港人」(Hongkongers)統稱。

雖然這兩年有不少反修例運動紀錄片面世,但從香港人本位,宏觀地紀錄運動始末的寥寥無幾,或多或少反映著紀錄這段歷史本身的難度,或承受無數壓力,或無法在港境內放映。

消息公布至今,觀眾關注作品傳揚國際,關注作品紀實的作用,但同時擔憂周冠威的「安危」。周冠威選擇留港,似乎承載住超越這齣一人名字紀錄片的重量。

我坦然無懼,公開名字是我作為紀錄片導演的責任……我會形容此刻為,風眼裡面,我喺最平靜嘅中間。
《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張凱傑攝

夢與啟示交織 我盡我本分

訪問當天,一來到現場,被問到近況,周冠威即表示如釋重負:「輕鬆咗好多。」

對於外間而言,消息來得突然,他即日收到朋友大量訊息,不是道賀,而是著他離開香港。但對他來說,自2019年8月開始製作此紀錄片,兩年來一點一滴逐步梳理不同心理關口,逐步解困到今天坦然面對。

紀錄過程曾經令他心力交瘁,甚至因到衝突現場而數度受傷,一路不知道運動會何時、如何終結,直到2020年7月,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雖然為這場運動劃上句號,卻為他帶來更大的難題—作品怎樣面世?他應不應該匿名?

《港區國安法》實施翌日,周冠威跟朋友就匿名一事討論。這位朋友竟然提出,願意捨身為他的紀錄片揹上公開名字的責任。朋友認為,他才剛剛拍完《幻愛》,好有成績,想繼續看他拍的電影,如果紀錄片需要公開一個名字,朋友寧願周匿名,自己為他承擔被捕、監禁的風險。周冠威當晚整夜沒睡,惶恐不安。

朋友的話似乎不無道理,周冠威於2015年有份執導《十年》,因其政治敏感議題而爭議不絕,更影響過投資者對他的信心,曾令他籌備多年的電影計劃胎死腹中。終於等到2019年執導的《幻愛》,叫好叫座,票房破千萬,令年屆42歲的他,終見事業曙光。反修例運動的拘捕行動至今未止,連帶相關的紀錄片也受打壓,為紀錄片公開名字,實屬不智之舉。

周冠威為此事掙扎了足足半年,直到有一晚發夢,夢見一位小學老師,唯一一次獲那位老師讚賞,讚他是個好有責任感的人。「我小學時,是一個很自卑的小朋友,回頭看,老師這個讚賞是我人生自信心的開始。」他還夢到,四周的警察在調查,周冠威跟這位老師卻不受影響,傾心交談。夢醒的一刻,周冠威決定要為紀錄片公開名字。

更有趣的是,周冠威作出了這個決定後,有天去受訪,記者送來一本書。當中附了一封信,記者的太太原來也是他的影迷,另附送一個小書籤,來自銅鑼灣書店林榮基的紀念品,寫了五個字「我盡我本分」。

周冠威是基督徒,相信一切生活的啟示:「好有趣,個夢、個書籤都係叫我盡本分。」

他認為,受訪者願意接受他的追訪,願意冒風險亮相,作為導演更是責無旁貸:「我坦然無懼,公開名字是我作為導演的責任。」

《十年》獲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獎時,引來不少爭議。金像獎主席爾冬陞在公布結果前致辭,引用了已故美國總統羅斯福名言「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數年過去,周冠威的經歷似乎對應住這個場景,他的恐懼不在於公開,逃避反而更加深恐懼:「這個是我的責任、也是我重視的事,當你面對這事,恐懼原來少了,心裡就平安了。」

《時代革命》劇照。

反修例抗爭者對《十年》導演的寄望

回想2019年6月,反修例運動爆發初期,周冠威並未立即到現場拍攝。他自言,自己只是一個劇情片導演,沒有參與政治運動,最多只是間中參與遊行、集會的和理非。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至傍晚,警方發出通牒表示會於短時間清場,示威者間為去留發生分歧。當晚,周冠威透過《立場新聞》現場新聞直播,眼見數十名示威者決意不理自身安全,衝回會議廳,帶走留守示威者的一刻。

那刻很震撼、很動容,我在想,你們怎能夠做到?怎冒風險留守、又怎冒風險去救人?那晚我喊咗很長時間,這行為是好有勇氣,是人性的光輝。

作為一個創作人,受題材觸動,再想舉起攝影機,親身到現場拍攝,可說是創作本能,但他也承認軟弱的一刻:「那下我好想好想,一路好想,但其實我唔夠膽。」

直到2019年8月中,他收到一個來電,身處海外的朋友想資助他去拍攝。朋友提到,在海外跟他人談起香港的事情,總是沒人明白,認為自己在海外能做的事很少,希望資助他,有助日後有一套作品,向國際清楚明瞭地交代事情。朋友在財政上資助他,大大推動他成就心裡所願。

2019年8月31日,正正是周冠威第一天到衝突現場拍攝的日子。運動當時爆發了兩個月,每日在不同地區發生衝突,充滿變數。周冠威單人匹馬,落場到港島拍攝,拍足一整晚大規模的衝突,以為完成當天的拍攝就準備回家。歸家途中,他才突然看到新聞,得知太子站發生衝突,也是運動裡著名的「831事件」。

我一看到就想,早知坐過去!就是這樣,我就錯過了831當日最重大的事件 。那時我更加覺得,這件事(拍紀錄片)怎完成到?我自己一人,最多找多一兩個攝影師,這種規模的時事,連大傳媒都有時拍不到啦。不同於歷史上某些抗爭,在一個廣場、一個地點發生,香港這場運動be water,我搞不定。
《時代革命》劇照。

面對難題,他衍生了一個念頭,與其只是拍攝事件,不如「跟人」,專注地去跟隨受訪對象拍攝,形式更適合小型團隊去拍攝大規模的運動。但談到要接觸受訪對象,又談何容易?示威者在現場蒙面,不少更抗拒受訪,都是防範被捕或法律風險之計。

周冠威難忘拍攝初期發生的一段小插曲。有一位前線示威者向他大吼:「你拍咩呀?」周冠威個子生得高,但才第一天開展拍攝,不禁也嚇到呆了幾秒,他沒有記者證在身,只想到一個說法:「我是《十年》導演。」前線示威者靜下來幾秒,下一刻居然說:「我睇過喎!《十年》?繼續拍!」

意想不到的是,《十年》成為了他跟前線示威者的信任橋樑。

一位年輕的示威者向他明言,獲他所執導的《十年.自焚者》章節政治啟蒙;另一位示威者認為,如果有天被捕,至少在他的鏡頭下被捕,是有價值的;不少示威者都寄望在他的紀錄下,向外間說出其難以吐露的心聲。面對這些寄望,他說:「這個是我的使命,而這使命是帶住好大的情感。」

2019年9月初,二十個前線示威者約出來跟他會面,圍住坐,坦誠地向他分享到前線參與抗爭的理念,反映大家對他無條件的信任。他再從中挑選受訪對象,希望涵蓋不同年齡層、背景、理念的抗爭者,盡量以宏觀的角度紀錄整場運動。

紀錄片受訪者成為共同體

儘管身為紀錄者,周冠威也不時提到,自己是個好有邏輯、算是理智的人,但難以否定的是,不少現場發生的事情,都是所有香港人從未能夠想像的。

回想拍攝《十年》期間,他在現場跟攝影師爭論,應不應該拍攝一個防暴警以警棍扑示威者頭部的畫面,「係咪需要咁拍,覺得警察係咪去到咁離譜?」雖然最終還是拍了,他以為整個創作始終靠想像力,日後不會發生在香港。

開展了《時代革命》的拍攝約一個月,他身處金鐘夏慤道,現場聚集了不少示威者,防暴警察突然從政府總部的一個門口衝出,不少示威者走避不及,即場被捕。難以讓周釋懷的是,他在《十年》想像的鏡頭發生在眼前。

現場好混亂,我就在中間,好多人喺我眼前,被一棍一棍扑落去。甚至,那個人才剛剛跟我擦過膊頭,我伸手可觸,還有好多弱質女生被壓在地下,被追捕,被人打。那個近好難接受。

他說:「那時,我隻腳也受了傷。但嗰下都唔知拍咩,好似好唔專業,但又迫自己好專業地拍下去。」憶起當時的場景,周冠威眼眶泛紅,一時間再說不下去。

面對整個創作過程,他不時要高度投入情感,跟受訪者建立信任、連繫,卻又要適時抽離,客觀地審視創作。社會政治氣候的改變,參與運動的風險一直在增加,不少受訪對象後來失聯、退出受訪,或至少要在後製時期完全遮臉,蓋上馬賽克,大大增加紀實難度。

在剪接的階段,他曾私下向朋友播片,聽取不同觀眾的意見。受訪者在不同場口要蓋上馬賽克,現場衝突場面又混亂,朋友觀賞期間,不時發生認不清受訪者的情況。偏偏有一個朋友向他說,認為分不分得清個別示威者,不算最關鍵,看完整套紀錄片,有感到現場示威者變到像一個共同體。

《時代革命》作品簡介中,提到有七個主要受訪對象,但周冠威澄清,152分鐘的紀錄片的受訪對象數不勝數,橫跨不同年齡層、個人背景、現場角色,包括預告片中的和理非、社工、救護員、前線勇武抗爭者、後援角色。時序由2019年6月爆發運動開始,不少篇幅發生於理工大學,紀錄至2020年7月國安法為終結。

《時代革命》劇照。

事實上,要將紀錄片送到法國康城,也全屬偶然。

周冠威展開紀錄的頭一個月,還以為能在2019年12月完成整套計劃,向外放映,但一路想越快越好,更想趁社會氣氛熱熾時趕工完成。怎料,運動越延越長、拍攝素材越拍越多,另一些反修例運動紀錄片如《理大圍城》,其公映亦被煞停。面對不停加溫的政治氣候,來到2021年6月,康城影展接納其申請,作品才得以面世。

整個時機,他都沒法控制,甚至只是被動地身處其中,他只能選擇的,是如何去面對。他明言,即使身為導演,他已沒任何片源在手,作品版權也賣了給海外公司。

於絕境裡盼望 於苦難裡同行 

周冠威實名發布新影片、堅定留港的決定,在外人眼中都顯得不可思議,消息公布至今,他對海外至本地媒體訪問都無任歡迎。家人和信仰,都是他重要的心靈支柱。

相比起實名發布紀錄片,家人更擔心他當時親身到現場紀錄。至今的所有舉動,他跟家人都經過漫長的溝通。他坦言,不希望跟家人分離,甚至就住外間對他的擔憂,他早已跟年僅6歲的兒子傾談過,兒子每次的答案,卻似乎令他更堅定地相信現今的決定。

他曾經問他的兒子,假若爸爸要拍一套會引來拘捕的紀錄片,那他還應不應該拍攝?他的兒子答:「政府看到爸爸的紀錄片,會變回一個好政府。」

又有一次,他問兒子,香港變得越來越壞,不如帶他到另一個地方生活,兒子答:「唔好啦,爸爸,我們一齊留在香港,將香港變回美麗的香港。」

已為兩孩之父的周冠威很理智地評論:「這些在成年人的世界裡,聽來是多麼可笑。」但他也充滿愛和期盼地總結:

他(兒子)有盼望,不是因為我們看到好,是因為看到好大的絕望,甚至沒有好,但我們依然盼望。這才是盼望。

周冠威曾數次到非洲短宣,這刻的他,面對現實生活的惶恐,信仰為他帶來無比的堅定:

好多人都勸喻我離開,但這些叮囑引來很大的反思,是我想為我的家人、我的仔女所做的榜樣。我追求的,不是幸福,我追求的是公義。

他坦言,當然幻想過不好的事情會發生,也透過運動去教育兒子,警察也有好的、示威者也有壞的,望他學會不能一面倒地看世事。但他始終相信,在他們的信仰下,他和家人有能力面對。他引述主耶穌與受苦者同行的經歷,多次強調他是跟隨基督的人、他們是追隨神的家:「二千年前,主耶穌就做了榜樣,他會跟受苦者同行。我是追隨基督的人,我也希望留在香港,香港這刻有好多人受苦,我仍然在這裡,我要走去邊啫?我是追隨基督的人,這裡最需要我們,我就在這裡。萬一我要受苦,我會當是上天給我的修練。」

《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張凱傑攝

他形容,為紀錄片公開名字、事後留在香港,都是他心靈的第一場戰爭:

康城的消息公布後、我的名字公開,其實我心靈上有點安慰,是我的第一場戰爭,我突破、戰勝了。萬一我真的遇到任何苦難或不測,那就是我的第二場戰爭,是我個人心靈裡的戰爭,我會手執《聖經》所寫的一切去面對,相信我的家人也會跟我一齊面對。



請加入成為眾新聞的月費訂戶,長期支持我們的工作。所有訂戶都可以收到我們的「每周時事」通訊 。

月費訂戶網址:hkcnews.com/aboutus/#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