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陳元敬】
作者是為註冊園境師
近年香港關於發展與保育間如何取得平衡的爭議不斷，郊野公園邊陲建屋、綠化帶改劃、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藍綠空間規劃願景等全都是政府倡議的，若然把這些文件都放在一起，當中既矛盾又重疊的概念實在令人精神分裂。讓我們先抽離一下，反思一個最根本的問題，究竟人類為何要建設？
人類早在石器時代已開始改變周遭環境，而改變身邊的生態環境以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並非人類專利，在動物界亦常見。當然，人類通過城市化對生態環境改變程度之巨大並非其他物種可比，而當中的原因亦遠超越單純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條件。建築師Tom Bartuska在《The Built Environment：Creative Inquiry into Design and Planning》一書就此提供了一個答案。他引用了馬斯洛（Maslow）的人類需求層次理論解釋人類改變身邊環境的原因，當中包括有生理的需要（如基本生存，繁殖等）和心理的需要（如社會保障，族群傳統，宗教等）。通過人類干預而改變的環境，就是建成環境（built-environment），而每一個建成環境之所以呈現出現有的狀態背後必然有大量因素，但都可以歸納成兩大類，就是大自然因素（natural factor）和人類因素（cultural factor）。
英文"cultural landscape"意指人類文化與環境互動而呈現的文化資產。聯合國教科文組負責執行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中世界遺產名錄除「自然遺產」（natural heritage）及「文化遺產」（cultural heritage）外，於1992年加上「文化景觀」，即"cultural landscape"，就是為了保護這些人類與大自然互動下的共同作品。
對於文化景觀作為"cultural landscape"一詞的中文翻譯，我更喜歡「文化地景」，而相比起「文化地景」，我又更喜歡把「景」換作「境」。因為"cultural landscape"強調的並非有形的建構物的保存，亦不限於某一個時空的歷史或事蹟，而是這些有形及無形的文化資產在社會演變過程中與周遭環境融合後所承載着的整體意義。就像園境建築學（landscape architecture）經常引用的拉丁文詞彙"Genius loci"，有人理解為地方風貌或特色，但這詞原來意思為一個地方的守護神，當中蘊含着地方的文化精神，是超越肉眼能見的地貌或景觀。而"landscape architecture"一詞，在華文世界亦有多個譯法，有譯作景觀設計、風景園林、園景設計等，唯獨香港的官方翻譯為「園境」。這是因為香港的園境專業源自英國，而19世紀中這門專業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得以萌芽，是源於當時人們對工業革命後高速城市化帶來的種種問題的一種回應，期望社會在未來發展中對人、社區、及生態環境重新定義定回復健康的關係。所以上世紀80年代，多是外國回流的香港第一代園境師認為這專業不限於傳統的造園藝術或視覺美感，從而認為「園境」更能表達這個專業當中的含意。既然"landscape architecture"在香港譯為「園境」或「園境建築」，那麼"cultural landscape"譯為「文化地境」就更加合適，亦更加有一份屬於香港的本土情懷了。
要找香港獨有的文化地境其實不難。太平山下象徵着殖民地時代港督、行政機關、英國國教三者關係的建築群與兵頭花園依山勢而成。九龍最古老圍村衙前圍村見證了元、明、清三朝，經歷殖民統治和日軍佔領而幸保不失，卻敵不過市區重建壓力。傳承著二百多年鄉村傳統的薄扶林村，曾為牛奶公司牧場的置富山谷，屯門中山公園的前身青山農場，著名的虎豹別墅、何東花園，以至天星皇后，般咸道石牆樹等全都承載着某些重要的歷史或文化意義，卻無一不受到威脅或已然消失。換來的往往是一個又一個與地方精神和環境切割開的發展。
現時香港的古物古蹟法例及政策只側重建構物，沒有對整體建成環境的保護或評級。當然，在此提倡的並非如博物館內的展品一般把地方封存供人觀賞，而是在社會發展過程當中加上對文化地境的尊重。過去已經有不少文獻提到一個地方的文化精神若能得以承存，當地居民會對地方更有歸屬感，從而傾向留在當地居住及更樂意為社區作出貢獻，並有助於老年人口在地安老（aging in place）以及活躍老化（active aging），對城市人的身心健康及建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有極大幫助。
要推動文化地境成為香港未來發展政策一部份，可先由研究入手。民間團體和學術界可參考各地例子及文獻制定一些適合本地應用的標準，再把標準推廣並逐步應用於官方及半官方組織。例如去年香港綠色建築議會推出了為較大型發展項目而設的綠建環評（社區），當中的評核機制，特別是關於社區部份，可以加進文化地境的元素。當文化地境逐步成為城市發展中的必然考慮，社會便自然會對地方的文化精神有更深的了解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