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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判唐英傑「光時」成禁語 官媒轟教協 文革臨香江


過去一周,最矚目的政治新聞有兩則,其一是高等法院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重判唐英傑入獄九年。去年7月1日他騎著插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穿梭港島鬧市及衝向警察防線,被裁定煽動分裂及恐怖活動罪成,此一裁決的客觀效果是令「光時」口號成為禁語,今後在香港展示政治文宣將變成高風險行為。

其次,內地官媒《人民日報》及新華社於周五刊文,炮轟香港教協「煽暴搗亂」,是必須剷除的毒瘤,翌日香港教育局即宣布終止一切與教協的合作、諮詢、會議,不再承認教協的培訓,以及拒接教協轉介的個案等,教育局與擁有9萬5千會員的教師工會割席,標誌著新一輪的批鬥將以教育界為主要目標,難怪教育行業中人概嘆,有如文革降臨香港,隨時造成十年浩劫。

唐英傑案是港區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由北京頒布實施後第一宗案件,具有重要的指標作用,此宗案件在預審階段已顯示,國安法案件與一般刑事案不同,包括主審法官必須來自指定法官名單,被告人一般不准保釋候審,雖在高院審訊也不設陪審團。到了審訊階段,控方傳召專家證人,從歷史及現代的語文字義角度,試圖證明在犯案時(2020年7月1日)「光時」口號只有一個合理解釋,就是強行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使香港脫離中國獨立,主審法官對此頗為受落,在判詞中大篇幅引述及不作質疑。

可是,輪到辯方傳召專家證人時,兩位學者雖列舉多項研究作證據,力陳「光時」口號有多重意思,不同人有不同理解,不能簡單歸納為單一意思,主審法官對此卻反複質疑,但無法駁倒兩位學者,於是主審法官作結論說,「光時」口號縱有多個意思,但其中可以包括港獨意思,而唐英案犯案的特定處境,包括非法衝擊警方防線、選擇七一回歸日行動、以挑戰法紀形式展示口號等,反映其動機並非展示一個合法溫和的口號,而是傳達一個非法的煽動分裂的信息,法院據此裁定他煽動分裂罪成。法院裁決沒有解釋的是,就算唐英傑犯案的特定手法,反映其傳達的應是非法信息,這個信息可以是延續街頭暴力抗爭,直至達成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為何法院認定必然是指香港獨立?

至於恐怖活動罪,國安法條文規定,被告人行為須造成或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但主審法官對此的理解是,危害不一定是身體受嚴重傷害,心理危害也包括在內,因此,雖然唐的行為只是導致三名警員輕傷,與一般恐怖襲擊相去甚遠,但三位主審法官卻認為,他騎電單車三次衝越警方防線,最後衝向一批警員撞傷三人,這景像會令不少守法的市民感到恐懼,是出於政治目的而令他們受到威嚇,屬於嚴重社會危害,法院據此裁定他恐怖活動罪成。

按照法院這次裁決,嚴格來說,單是使用「光時」口號本身,並不足以構成煽動分裂,還要看使用的特定處境,才能推斷被告人是否有煽動分裂的犯罪意圖。可是,警方在執法上採取「有殺錯沒放過」的準則,只要看到有人在公眾場合展示或喊叫「光時」口號,便假定是煽動分裂,進行拘捕、調查、檢控,這樣的執法策略,加上被控告者不准保釋,而最終若被定罪,刑期介乎5至10年(唐的煽動分裂罪判6.5年,恐怖活動罪判8年,部分刑期合併執行,最終是監禁9年),在這樣嚴苛的處罰下,市民無論如何理解「光時」口號,相信都不敢冒險使用,所以裁決的客觀效果就是令「光時」口號成為政治禁語。

這個客觀效果意味著,日後其他政治口號,只要在使用上與分裂、顛覆等意涵沾上邊,被建制定性為犯禁,就可以按照唐英傑案處理,使其絕跡於公眾領域,包括互聯網上的公開領域。

國安法首案被告唐英傑,上周五被判囚9年。美聯社圖片/資料圖片

唐英傑案的政治震撼還未過去,新一波政治衝擊已經殺到,這次是由北京權威媒體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擔當吹號手,吹響集結批鬥香港教協的號角。這兩家京媒同日刊出的評論文章,指教協名為教育專業機構,實際上卻是政治組織,與支聯會及民陣等政治組織糾葛甚深,不能藉退出而卸去責任,文章又攻擊教協策動教師罷工,鼓勵學生上街,充當了支援「黑暴」的角色,所以是必須剷除的「毒瘤」。這一波政治衝擊,鬥爭的對象非常明確,就是擁有9萬5千名會員、全港最大的工會,鬥爭的目標也相當明確,就是要把這個組織剷除,像把《蘋果日報》剷除那樣。

特區政府馬上就有反應,教育局以五項具體行動與教協割席,包括不再視教協為諮詢對象,終止一切合作關係,撤消教協人員的公職任命,不承認教協辦的師資培訓,拒絕處理教協轉介的教師權益個案,這種表態是政治至上的,是不顧現實後果的,就算這樣做會損害前線教師利益,會為教育局官員執行教育政策製造諸般問題,為了向北京表明效忠意圖,與北京點名批鬥的組織劃清界線,教育局也只能毫不猶豫地做,這種政治掛帥的行為模式,將貫徹落實到特區政府各個政策局上,成為香港管治新常態。

特區政府可以怎樣剷除教協?教協雖然財雄勢大,但始終是在香港營運的機構,國安處集中人力物力去調查它,只要找到蛛絲馬跡,可以扣上違反國安法的罪名,例如協助、教唆、串謀、資助其他政治組織,去作出煽動分裂或顛覆、勾結等,就可以拘控教協的主要理事,並向法院申請凍結教協的資產,就像拘控《蘋果》管理層及凍結《蘋果》資產那樣,癱瘓教協的運作,逼其解散。

為何北京要把剷除教協列為鬥爭目標?在國安法實施一年後,曾經積極投身社運但實力較弱的公民組織,已經陸續停止運作,一些小型的獨立工會或專業組織,也因成員被控或移民海外而相繼消失,仍然有實力撐下去並繼續發聲的,實際上只剩下幾個專業組織,如教協、大律師公會、記者協會等,假如國安處能成功癱瘓教協,就有可能令整個公民社會噤聲,也能消除政府整頓教育界的阻力,使教育盡早變成政治洗腦,杜絕年輕人在學校感染抗爭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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