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樂祈】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在香港這個蕞爾小島，聽得最多的政治立場不是「黃」或「藍」，而是「中立」——好一種「與世無爭」的修士氣魄。這種「我是中立」的論調，近乎無處不在，從公司，到學校，到家庭。然而，當我在歐洲的瑞士和法國走過一趟後，對「中立」加以細嚼，就再三肯定「政治中立」在事實上既不存在，表述的人也不過是想逃避風險而已。
瑞士：不光彩的中立歷史
從香港經莫斯科到蘇黎世，用上了半天的時間。適應時差後，坐火車往西走四小時，就抵達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聯合國歐洲總部的所在地：日內瓦。這個內陸國家除了以風光如畫的山湖美景見稱，「中立」總是人們提起瑞士時會聯想到的東西。回顧歷史，瑞士永久中立的體制確立於一八一四年和翌年的維也納會議和《巴黎條約》。從此，瑞士在戰事不斷的歐洲大陸成為了「永久中立國」，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也與她擦身而過。中立給予人「在爭執中不偏向一方」的想像，看似是一種和平且有助調解的象徵，然而瑞士的歷史中又是否真正體現到中立的可行性？
二戰時，德國南邊的瑞士是否真的站在中立的高地，乃從歷史角度去評論「中立是否可能」的一個重要方向。瑞士於納粹德國宣戰前的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向歐洲公布其中立傳統的宣言，之後，希特拉沒有揮軍攻打過瑞士。然而，二戰結束後，真相並沒有因此石沉大海。不少證據都顯示，瑞士當年無論是在難民、銀行業（包括巨額的黃金交易）、軍事等層面上，都曾與納粹合作。一九九六年，瑞士與納粹在二戰中合作的醜聞被推至高峰。美國國會於一月三日通過決議，要求政府清楚交代二戰的真相。克林頓最終簽署〈揭發戰爭罪法案〉（Nazi War Crimes Disclosure Acts, P.L. 105-246），瑞士與納粹合作的資料隨之得以公開。國內外立時對瑞士加以「贓物隱藏者」、「強盜巢窟」等惡名，倫敦的《標準晚報》（The Standard Evening）的標題更可謂一針見血：「瑞士中立：只是為了致富的一個藉口。」值得一提的是，直到美國公開這些資料前，瑞士當代史學者Hans Ulrich Jost與同僚於一九八三年合著《瑞士及瑞士人新史》（Nouvelle Histoire de la Suisse et des Suisses）中，早已提及自己國家在一、二戰期間種種不光彩的歷史，卻為此承受長達十多年警察、官僚的騷擾及人身攻擊等，可見瑞士本土也不見得必然和平。
中立也叫人想到瑞士著名，制訂於一九三四年的《銀行保密法》。眾所周知，獨裁者、貪污高官和避稅富豪的財產，都受過這種體制的好處。問題之大，令國際社會近年屢向瑞士施壓。有個地道的瑞士朋友甚至坦白告訴我，國家的富裕其實源於種種的不義，這令他感到慚愧，可想而知這個世外桃源有過多少黑暗的作業。所以，從瑞士近代的歷史來看，絕對的中立根本不存在。中立往往不過是依賴強勢者，保障自己而放棄他者的借口。
巴黎：沉默還是坦白？
這種想法，在巴黎有再次沉澱、深化的機會。從瑞士的琉森坐巴士，花上八小時，終於到達巴黎。落車一望，四周的德文已變成法文。休息片刻，就轉乘著名的塞納河遊船。穿梭浪漫氣息濃厚的巴黎，其中途經河畔的法蘭西學術院宮殿——那是法蘭西學會五個學術院中歷史最悠久、名氣最大的學術機構，法蘭西學術院迄一八0五年後的舉行會議的地方（之前即在羅浮宮）。不難想像，能成為這所學術院的院士，必然是一項極高的榮譽。有趣的是，在院士史也有政治中立的足跡。
Philippe Quinault是一位天賦異稟的劇作家，一六七0年獲選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他與時任音樂總管大臣合作無間，自然成為了宮廷紅人，並受寵於「太陽王」路易十四。既是如此，這位「有點好色」、「有點好戰」的法國君主自然多有接觸他的作品，聽到他的傑作裏之對白如「誰能抗拒愛情，當它與光榮相輔而行」（Cadmus et Hermione），或者「比該有的規矩還安分，那就不是規矩了」（Atys），自然深有共鳴。面對外界的道德批評，他解釋輕浮詞句只是文體的法則所然。於是，他繼續以此取悅路易十四，但另一邊廂，他與同儕卻慨歎國家風氣荒淫與墮落。一六八七年，他在排練期間意外被指揮棍壓碎腳趾（！？），傷口受到感染，醫生建議截肢，他覺得自己受到天譴，於是決定徹底放棄自己的事業，從此過敬虔的宗教生活。看來他真的覺得自己過往的行為有太多的錯誤，但上天沒有回應他的禱告，不久他就病死了。
或者有人會說，Quinault也有對國家情況感到失望，尚有良知可言。但是，「立場」的拉丁文"positio"和英文"position"也有「行動」的涵義。只在口頭上說說，沒有付諸行動的立場，不過是「中立」的另一種實踐。這也是接續他成為下一任院士，外交官François de Callières較為優勝之處。儘管這位「晚輩」也向路易十四獻上過阿諛奉承的頌詞而曾經令人詬病，但後來卻有人評論他其實是「不畏懼得罪國王或眾臣而力陳真相、想法與理由到底」的君子。為何會如此？原來，就在路易十四駕崩翌年，他在當時巴黎最具權威的文學刊物，以真名發表了《論與諸王談判之道》（De la manière de négocier avec les souverains）一書，指出武力是外交最後的手段，更明言：「我國如此好戰，除了軍事專業得來的光榮與榮譽之外，其他榮耀一概不會。」這明顯是批評路易十四生前不斷開戰的作風。後人更發現，這位國王諮政院的常任資政其實在內閣的閉門會議也會反駁君主，而且早就寫好此本書，只是一直苦等發表的最佳時機，畢竟在公共領域批評當權者是另一回事。而在專政的時代之下，他仍能坦白的道出國家的問題，已是難能可貴，起碼較他的前任來得有勇氣。
歐洲之旅將近結束。從巴黎經阿姆斯特丹回港，又需要十多個小時。機途上，再三回味旅程的經歷，不能否定，任何人對政治與社會必然有自己的看法，只是分享與否，而政治中立根本對現況無濟於事，它必然是自私的代名詞。如是者，回望今日的香江，即或我們不能苛求每個人都有勇氣站在「最前線」，但在尚有自由言論的空間之下，「中立」兩個字，實在沒有理由說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