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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解散】定位「民主後勤」三重身分 華叔:全面直選就回歸工會


全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教協1973年成立,一直兼具職工會、教育團體、民間壓力團體三重身分,並在本港甚至支援內地民主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教協前總秘書陳洪曾說,教協定位是「民主的後勤部隊」。教協創會會長司徒華強調「農、輕、重」方針,即要解決吃飯及教師權益(農業)、文康福利(輕工業)和教育及社會改革(重工業),奠定教協自八十年代起成為全港最大教師工會,及最有規模的壓力團體之一,早年一筆過購置九龍及港島會址各一更為教育界津津樂道。教協超市至今營業額仍維持每年3億左右。

司徒華在1985年首次循教育界功能組別競選立法局,根據他在回憶錄《大江東去》及後來多個訪問所述,都表明教協參選是為了在香港民主政制起步階段推動港人治港,「將來假如香港躍進為一個很民主的社會,實施了全面直選,工會就應該退出,重返工會的本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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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對教協會務相當有要求,當時訂立「發財行遠一點」、「不得販賣各界會務私貨」(信仰),及「做個好老師」的「三大戒條」。他在1989年參考毛澤東十大關係總結教協會務「十大經驗」,處理工作關係及化解矛盾,包括要平衡會員權益、福利文娛、教育與社會事務,及在聯合陣線中堅持獨立自主,也一直影響教協後來在民主派不同板塊中採取較溫和務實路線。司徒華紀念網圖片

由於教協規模及影響力,港英政府曾在七十年代末成立常設委員會監察包括教協在內的壓力團體,當時披露報告形容教協有影響力及組織力,是中共統一戰線目標,港英政府又釐訂既懷柔又對抗策略,反擊批評及委任高級官員專責對付壓力團體。另一方面,司徒華一直相當提防中共及左派滲透,令他成立教協時採用理事會內閣制及監事會,令滲透者無所遁形。

教協成立源於1971年至1973年文憑教師反削薪酬運動,司徒華當時連同12個教育團體發動罷課,當時港英政府一度發動輿論機器,及當時新華社介入運動。期間,教協在1972年向職工會登記局登記一度遭阻撓,直到1973年8月才發出批准書並啟動籌備大會,在1974年3月正式舉行首次會員大會。

當時司徒華強調團結教師及壯大勢力,提出等同興國的「農、輕、重」方針,一方面在聖保祿小學解僱懷孕女教師事件中代表女教師對薄公堂,為教協投訴部打響名堂,也累積實力與當時教育署談判。在1977年及1978年「金禧事件」,教師揭發金禧中學校長貪污,引發萬人集會。大學時期的特首林鄭月娥也曾參與金禧事件集會。

教協與政府之間一直既有合作亦有對抗的微妙關係。政府千禧年起推行教改,在董建華擔任特首年代,傳教協被視為阻礙教改「三座大山」之一。

2003年時任教統局局長李國章曾出席教協30周年酒會,並感激教協推動是教改的「重要夥伴」,形容雙方只是在「方法、步驟、進度看法」未必完全一致。但政府教改政策被質疑朝令夕改,雙方關係鬧僵,司徒華曾嚴批教改沒有將老師當人看待,教協發起多次遊行。2005至2006年,兩名教師自殺,時任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曾說如果自殺與教改有關,為何只有兩個教師自殺,教協抗議羅范傷害教師並要求她引咎辭職。2007年1月,教協舉辦「倒羅大示威」,為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教師示威。羅范因教院風波調任後,雙方關係稍為回暖,2008年時任教育局長孫明揚代表政府到教協銅鑼灣會址祝賀。

1978年金禧事件,教協發起示威,引發一代大學生參與社會運動。司徒華紀念網圖片

2011年1月司徒華去世,當時教協、支聯會及民主黨在舊立法會(現終審法院外)舉行悼念活動,時任特首曾蔭權、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及張建宗、邱騰華等多名問責官員都有到場簽署弔唁冊;民建聯時任議員葉國謙及現任議員陳克勤也有簽署。在華叔的追思會上,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政治助理楊哲安等多名教育局官員亦有到場。

同時教協也著重華叔稱為「輕工業」的購物服務,由一開始售賣蟲草雞精、菊花晶,到後來折扣電器及超群餅卡,成為後來的順口溜「教協會起家全靠電子瓦罉和餅卡」。

司徒華多次強調,要兼顧教協作為工會、教育團體、及民間團體的三方面角色。一方面,教協不能脫離社會運動,也不能忘本為教師爭取權益,作為民間團體要支持公義、參與民主運動及參選。

早在建會之初,我已表明,假若只偏重重工業,參加社會運動,並不注意其他方面的發展,教協會將會成為一個軍事大國,卻無暇顧及溫飽,人民生活貧乏,如此下去,國家固然無法穩健發展,作為一個社團,也不能穩固維繫。

教協在七十年代先以40多萬元購入渡船角單位會所,八十年代再購入北角渣華道會所,其後先後轉售購入現在銅鑼灣服務中心及旺角好望角。司徒華後來在回憶錄及有線電視訪問中說,完全無對內對外籌款,完全靠「勤儉辦會務」,歷次購置會所都是豪氣一次過付款。他甚至形容與合和地產胡應湘曾經洽商建立興建一條「教師邨」,但建議後來胎死腹中。

由於司徒華在五十年代末籌辦學友社被左派滲透,他其後對中共滲透非常提防,包括以內閣制及監事制防止得逞,以及因應不同人採取不同策略,甚至滲透了也不能做有害教協的事。他同時將教協定為不左不右的政治立場,強調做好會務,不搞意識形體,同時提防極左盲動主義,特別是在抗爭中過左路線。

已故教育學院副校長陸鴻基後來在《坐看雲起時》一書如是總結教協的時代背景:

八九民運以後,教協成了香港人心目中的民主砥柱和象徵。同時,它跟在中國厲行專政的共產黨之間,也從『一個友好甚至受統戰的關係(按:司徒華曾任基本法草委),轉成一個對抗甚至敵我的關係』。政治過渡送走了一個自知違逆世界反殖潮流的、自知欠缺認受的、需要跟本地公民社會良性互動的殖民地政府,換上一個自覺是『民族回歸』的、擁有中央任命的合法身份的特區政府。然而,教協等公民社會熱切期待的民主回歸始終不曾兌現,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制度也沒有確立,甚而倒退。2000年後,特區政府連串推出教改政策,顯示它對繼承以往殖民地政府跟本地公民社會良性互動的興趣,遠不及它採用『文化大革命』方式動員運動的傾向。教改標榜改善廣大市民下一代的教育,不但未見實效,更翻轉了香港的教育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