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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影視處主任:以往無人用電檢控制社會議題電影 指引從無政治審查


昔日「東方荷里活」在國安法降臨下,由政治到藝術文化生活,無孔不入面臨新常態。電檢條例修訂,只要不利國安就不可上映,以往已批出的准映證都可被撤銷,上訴委員會無權過問,預料會在今個立法會期通過。前影視處電影分部行政主任蕭恒接受眾新聞訪問,憶述當年檢查員最多只會討論涉及色情或血腥的情節,絕無政治任務,明言「任內沒有觸及社會議題的影片,大家覺得要用電檢來控制。」

他指,以往就算很驚嚇都可批出三級准映,但新例下凡涉及認同、宣揚、美化等可能不利國安的行為,通通不能上映,「all or nothing」是最明顯的分別。加上有幾驚嚇或色情,以往尚可參考公眾顧問的意見,取得大部分人共識,但是否不利國安,或者根本都不是大部分市民的想法,界線變得模糊。不過,他依然覺得在任何崗位,都應憑良心盡力促成該發生的事,不應墮進平庸之惡。

前影視處電影分部行政主任蕭恒向眾新聞表示,當年「任內沒有觸及社會議題的影片,大家覺得要用電檢來控制。」張凱傑攝

巴士車廂電視 最多色情投訴

專為文化藝術活動統籌和推廣的Cultural Connections創辦人蕭恒,曾在2002年至2004年,任職影視處電影分部行政主任,統籌內部行政及對外聯絡,也會處理影視投訴,及後轉到其他公務員系統。十多年後的今日,影視處早已解散,改組為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負責廣播事務、電影評級、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和報刊註冊,亦即是外界形容的「電檢處」,隸屬通訊辦。

一般而言,電影上映前須交到電檢處送檢,但其實只要在公眾地方放映的紀錄影像,理論上都應要送檢。蕭恒解釋,由公務員擔任的檢查員,會將送檢電影評級,再批准或拒絕上映。一個檢查員負責一個申請,直接向主管交代,如有爭議或再由另一位檢查員翻看。另有約300名由公眾組成的顧問小組可給予意見,但沒有法定約束力,最終由電影檢查監督簽發准映證。

蕭恒沒有直接參與電影評級的檢查工作,但有份處理影視投訴、籌建評級電影資料庫等,不時也會跟同事討論電影評級的問題。他憶述,當時收到最多投訴、同事最多討論,都是來自巴士車廂電視的內容,涉及色情或暴露的問題。電影方面,他記得有一齣法國電影《不可逆轉》(Irréversible)因為血腥,被要求刪剪才可商業上映,發行商不服提出上訴。但他說,一般片商很少跟電檢處爭拗,都想盡快上映賺錢。

資料圖片

指引無提政治審查 電影節上映較開放

他指,檢查員主要根據《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來判斷電影評級,當年很少有爭議情況,最多就是幾位同事一起討論,也不會由主管一錘定音。指引並無提及要對政治內容審查,因此他明言從無政治任務:「在任內,沒有因為觸及社會議題的影片,大家覺得要用電檢來控制。」有些電影「就算很色情、很暴力,連指引都過唔到,但九成九都可以在電影節上映」,因為傳統認為電影節針對特定群體,接受程度較高,而商業上映迎合普羅大眾,尺度相對較為嚴謹。

隨著時代演變,評級尺度都會轉移,例如社會大眾比起以前對粗口的接受程度有所上升。不過,社會進步換來開放並非必然,今年6月商經局修訂檢查員指引,指檢查員有「共同義務」防範和制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如影片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包括涉及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的內容,則不宜上映。

蕭恒認為在電影評級上,以往幾驚嚇都好,大概還有一把尺,都可批出三級上映,但現在可能構成危害國安的內容,就已經不能批出上映,「all or nothing」是最明顯的分別。相比之下,新指引也令評級「難啲落條線」,因為「以往有沒有驚嚇、有沒有色情效果,是以大部分人覺得、大家的共識、公眾顧問的比例而決定;但新指引提及的不利國安內容,分分鐘都不是大部分市民覺得係咁,現在也不知有幾聽取公眾顧問的建議。」

今年6月,鮮浪潮「似曾相識」系列的短片《執屋》,未能如期獲得電檢上映證,臨時取消放映。美聯社

昔日鮮浪潮主打政治系列 從無干預

新指引伴隨而來是《電影檢查條例》修訂草案,目前已交上立法會審議。蕭恒認為修例是「擺姿勢多過實際」、「唔知擺畀邊個睇」。條例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上映是否不利國安,他質疑就算不修例,行政指引已經更改,難道檢查員會不跟隨嗎?條例建議,審核委員會無權審核因國安理由否決的上映決定,他又質疑委員會成員由商經局委任,本屬「無牙老虎」。但他同意,修例明確賦權予政務司司長可撤銷上映證,亦容許檢查員延長決定時限,隨時變成永遠的「懸案」。

修例對電影業的影響,他看得相對淡然,因為香港的創作環境,早已被無形的壓力包圍,「都不是修不修例,而是由國安法通過開始,整個創作環境已經有影響,大家不知道紅線在哪裏,拍完一部戲有機會無法上映,《理大圍城》無戲院播、宣布了放映都要收返、何韻詩開不了演唱會……根本不需要有形的條文,無形的壓力,已經影響整個業界和創作環境。」

今年入圍鮮浪潮本地競賽單元的短片《執屋》被電檢處要求更改戲名、刪減14處內容、並要加上「可能構成刑事罪行」的警告,最終在未有更改下,不獲上映核准證明書。曾做過鮮浪潮影展經理的蕭恒形容,今年的情況絕對不常見,以往電檢處很配合影展主辦單位,有時就算提交申請的日子不足,處方「死都死畀你」盡量在影展前批出上映證。昔日籌劃鮮浪潮,政治題材的作品可獨立成一個系列,甚至用來主打,去宣傳、去推廣,也從無干預,只嘆今非昔比。

短片《執屋》被電檢處要求更改戲名、刪減14處內容。預告片截圖

說不出口 仍要獨立思考

他指出,香港藝文生態大多數收取政府資助,主要來自藝發局或民政局,所以「最反叛的作品」不會出自受資助團體。但他覺得,香港的藝團一直很叻「走位」,懂得在制度中保留創作空間,甚至願意打擦邊球。他舉例說近年有一個電影節,他引入了一齣海外電影,片中講述原本在開放環境下成長的小女孩,面對保守極權政府來臨時的經歷和掙扎,那時那刻在香港放映,為的是希望回應當時香港的變化,當然影展只是包裝成一齣講述小女孩成長的電影。

這種「走位」方法在今時今日的香港,變得愈來愈困難,他聽過,一些涉及政府資助的藝文或創意產業項目,以往一直有台灣人來港交流,又或港人去台灣交流,但現時這種安排變得敏感,有些國際藝術節、文化活動,也盡量避開台灣的角色。他又聽過,現在申請臨時公眾娛樂牌照,如果涉及放映,對方會查問放映的內容,但臨時牌的原意本來只是確保人群聚集的安全、符合消防條例等,與放映內容根本無關。

當下的香港,有社會議題值得拍,有人願意去拍,但都無場地肯播,實體放映愈來愈難做,就算地下放映,在新修例下亦可被電檢處登門搜證。他覺得,大家失去的是暢所欲言的自由,不單止作品想說的,就連以往放映後的交流討論亦都一併失去。還有甚麼空間?未來有何出路?他答不出口,但認為網上串流是一種方向,非電檢處監管,觀眾在家收看網上串流,「基本上無嘢可以阻擋,當然他日有沒有網禁就不知道。」

「對創作者也好、對觀眾也好,有些事說不出來,但不代表不可以思考,仍要保持獨立思考。」蕭恒認為,無論是二十年前還是現在,都一定會面對很多限制,當然今日的環境比以前嚴峻得多,但他依然覺得任何崗位,尤其在公營機構內,都應憑良心行事,面對不同限制時,應盡量促成該發生的事,不應墮進平庸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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